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 繁體中文

學術研究

首頁 > 學術研究 > 正文

寧夏漢代北朝考古研究綜述
發布時間:2019-05-17 11:11:03   來源: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王洋洋   點擊:

寧夏漢代北朝考古研究綜述

王洋洋[1](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內容提要:本文對寧夏漢代北朝時期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涉及的文獻進行了梳理,從城址、墓葬兩方面展開,城址以調查和地理位置的考訂為主,墓葬考古則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此基礎上,對這一時期的考古工作進行了初步總結與展望。

  關鍵詞:漢代北朝;考古研究;綜述

  寧夏地區漢至北朝時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近三十年來尤為卓著,一系列漢代墓群和城址的發現,揭示了隨著漢王朝對寧夏地區的不斷移民和開發,寧夏地區的文化面貌,逐漸融入到漢文化的特點。北朝時期大型墓葬的發掘,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北朝文化的認識,而且對于研究隋唐墓葬制度淵源、中西文化的交流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從從城址、墓葬兩個方面對以往的研究成果展開綜述。

一、城 址

  寧夏境內漢代至北朝時期城址,數量上并不占優勢,雖然規模上都屬于中小型城址,但對于認識當時西北地區的人地關系等方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資料。這些城址及相關遺跡的調查歷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1984年在全區范圍內進行的文物普查,普查成果集中于《文物普查資料匯編》一書,雖然對某些城址的年代判斷存在問題,但首次對全區范圍內發現的城址基本都進行了詳細的記錄,難能可貴,為以后的調查研究奠定了基礎;第二階段,為配合編訂《中國文物地圖集》,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人員進行了補充性的調查工作,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許多新的發現城址,并且在年代考訂及其他方面做了修整,其后也有零星的發現。這些城址根據規模可以分為兩類。

  (一)大型城址

  (1)固原古城

  即現在的固原市區。漢代為安定郡治高平城,北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后改原州,北周天和四年(569年)修筑原州城。羅豐根據固原城內發現的墓葬、出土文物、建筑材料等,結合文獻與地望,推斷今固原內城為漢代高平城[[1]](P63)。《從考古發掘看漢代高平墓葬文化》從固原城周邊漢墓及城內出土物等方面分析,認為漢代高平城的面貌和內涵與中原基本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點[[2]](P59-63)。《固原地區歷代建置沿革考述》一文認為,北周天和四年原州(高平)城得以維修,而不是始筑[[3]](P71-82)。韓孔樂則針對固原城本身,結合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論述了固原城修建興廢過程,認為固原城最早有明確創建時間為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4]](P99-100)。《固原歷史地理與文化》一書對固原建城及其歷史變遷做了考述,作者認為,北周所筑的原州城,并非對原高平城的修筑,而是在高平城外圍新修筑了外郭城[[5]](P55)`。

  (2)靈州古城

  北魏孝昌二年以薄骨律鎮改置靈州,西魏因之,北周仍為靈州。置總管府并置迴樂縣,帶普樂郡。學者根據《元和郡縣圖志》等記載,結合吳忠北郊北魏唐墓處于同一墓地,證明了北魏薄骨律鎮、靈州城和唐靈州城同址[[6]](P282)。古靈州位置的確定,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根據史書和方志記載,古靈州應位于靈武西南,之后有學者研究,并持有相似的觀點,白述禮等學者認為古靈州城址似應在今寧夏吳忠市境內[[7]](P51-56)。之后關于古靈州在今吳忠市,學術界已基本達成了共識。2003年在吳忠市綠園小區一建筑工地出土砂巖墓志一方,據磚志所載“迴樂縣東原”等資料,表明了唐靈州城址應在今吳忠古城灣一帶。楊森翔《〈唐靈州呂氏夫人墓志〉的史證和書證價值》[[8]](P52-61)就是這一方面的代表,白述禮[[9]](P62-72)在回顧古靈州研究史的基礎上,滿懷激情對地這一定論做了深層詮釋。

  (二)小型城址

  (1)古城鄉古城遺址 位于彭陽縣城西20公里,古城東西長682米、南北寬480米,城墻殘高1-14.8米,城呈長方形,開四門,有護城壕,出土有石碑、錯銀銅羊、銅鼎、磚瓦等,城應筑造于漢代[[10]](P153)。有學者根據文獻記載,以及古城鄉出土的漢初銅鼎推斷,認為漢之朝那縣應位于今固原縣與彭陽縣之間的古城鄉[3]。

  (2)果家山遺址 位于涇源縣香水鎮楊村北,遺址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2.5米,地面已無遺跡,出土有夔紋大半瓦當、夔紋半瓦當,與陜西、遼寧等地的秦宮殿遺址所出者相同,以地望和出土遺物相印證,疑果家山遺址為秦漢回中宮遺址[[11]](P518)。

  (3)張家場漢代城址 位于鹽池縣城西北15公里的楊柳堡鄉張家場西側。陳永中《寧夏鹽池縣古城三次成批出土西漢銅錢》[[12]](P11-12)、《寧夏鹽池縣出土漢代銅齒輪》[[13]](P69-70)兩篇文章分別就張家場古城出土的錢幣、銅齒輪進行了介紹,并認為該城址可能秦漢時期的朐衍縣址。許成、陳永中從城址內出土遺物和該城所處位置判斷,得出相同的結論[[14]](P93-95);《朐衍、鹽州、花馬池考》一文認為,張家場古城應該是郡一級的建制,朐衍縣故址應在鹽池紅柳溝公社處[[15]](P66-70);耿志強的《鹽池張家場古城址調查》[[16]](P6-26),將張家場古城址調查所獲的資料,圖文并茂地進行了詳細介紹。近年來,陳永中根據所獲張家場古城出土的封泥、墨書“上郡都尉府” 陶罐等實物,結合歷史文獻,認為張家場古城是西漢時期的屬國都尉城,也是東漢上郡的龜茲國屬城[[17]](P265-277)。

  (4)暖泉村漢代城址 位于平羅縣城南58公里。遺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200米,東西寬100米,遺址上無建筑痕跡,僅存漫坡狀土梁,地表散布陶片、鐵礦渣、云紋瓦當、磚等[10](P62)。據考證,這里是漢代的廉縣城址 [[18]] (P78)。

  (5)秦漢富平縣址 許成《寧夏秦漢時期富平縣舊址考》,通過對吳忠關馬湖漢墓出土物,結合地理位置分析,認為秦漢時期的富平縣,可能設置在關馬湖二中隊附近[[19]](P212-216)。

  《固原地區歷代建置沿革考述》一文,主要依據文獻,將包括秦漢至北朝的固原地區小型城址位置進行了考辨[3]。

二、墓葬及出土物

  墓葬的發掘與研究是目前寧夏漢代至北朝考古中最為主要的組成部分。相關研究也因新的考古發現呈現出明顯的相關性。本文敘述時按發現時間先后次之。

  (一)漢代墓葬

  寧夏地區漢墓的目前約發現200多座,遍布寧夏南北。在形制、隨葬器物等方面,表現出與中原文化系統大致相同的面貌。同心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固原陳佳洼漢墓等一般被認為帶有濃厚的少數民族色彩。

  (1)墓葬形制及出土物研究

  韓小忙對寧夏境內也包括兩漢時期的土洞墓葬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本地區以土洞墓所代表的傳統,在漢代移民的大背景下,磚室墓取代土洞墓進而占主導地位[[20]](P1032)。

  《寧夏固原發現銅鼎》[[21]](P35)介紹了出土于彭陽縣古城鄉的一件銅鼎,鼎身刻有銘文,為確定漢代朝那、烏氏故址提供了證據。鄭克祥對固原城西墓地出土的銅鐘、銅鈁、銅樽等制作工藝進行了觀察研究[[22]](P204-206),樊軍對固原西郊鄉和平村一座漢代磚室墓出土的搖錢樹進行了研究,作者從搖錢樹形制、制作工藝、年代、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及表現形式進行了充分的論述[[23]](P23-38)。王仁芳、楊益民等對樂漢墓出土的研磨石、硯板上殘留的墨進行了分析檢測,發現其為松科植物的燃燒產物,證明該組合器用于磨松煙墨[[24]](P19)。

  (2)體質人類學研究

  主要集中于長樂漢墓。《寧夏中衛常樂墓地漢代人群的體型研究》[[25]](P30-37)通過42例人骨的測量分析,對常樂墓地居民的身高進行了對比研究;周亞威等[[26]](P136-140)將中衛常樂漢墓12SCMT西棺中人骨進行研究,認定屬于歐羅巴人種,為目前中國境內(除新疆以外)出現的時代最早的西方人種資料,這一發現,把西方人種進入黃河中上游的時間可以提前到西漢末期。

  (3)墓葬分期及分區 寧夏地區漢墓的分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姚蔚玲首次將寧夏地區的漢墓分為四期,即西漢中期、西漢晚期、王莽至東漢早期、東漢中晚期[[27]](P81-90);《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將甘青寧地區的漢墓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了分期研究,將固原博物館城西漢墓劃分至第二期即漢代中期,寧夏其余漢墓因為不具代表性故付之闕如,而從甘青地區的漢墓[[28]](P510-514);蔣璐參考了北方地區漢墓材料,將寧夏漢墓分為五期,即西漢中期、西漢晚期、西漢末至東漢初期、東漢前期、東漢中后期[[29]](P67-73);馬云飛則在杜林淵研究的基礎上,將寧夏地區漢墓分為寧北、寧中、寧南三個區域,然后在三個區內進行分期研究[[30]](P32-64)。

  杜林淵在對比了寧夏南北的漢墓資料后,認為寧夏地區的漢代墓葬可以分為以固原、同心為中心的南部地區和以吳忠、鹽池為中心的北部地區兩大區,存在較大的文化差異,并探討了相關問題[[31]](P98-101)。

  (4)族屬方面 寧夏處于農耕和游牧的過渡地帶,兩漢時期的墓葬有一部分表現出濃厚的北方青銅文化特點,其族屬研究受到較多的關注,以同心倒墩子、同心李家套子、固原陳家洼等處墓葬為代表。《寧夏同心縣倒墩子漢代匈奴墓地發掘簡報》[[32]](P33-37)首先將1985年于同心發掘的27座墓葬進行了簡要介紹。并根據墓中出土的肩部飾波浪紋陶罐,結合地望等因素,初步推斷這里很可能是西漢時期降漢之匈奴人墓地。《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33]](P333-356)對1985年同心發掘的全部墓葬資料予以公布,根據銅帶飾、銅環、銅帶扣、銅管狀飾、石牌飾、各種串珠等器物組合,肯定了這批墓葬當屬西漢時期降漢之匈奴人,其中的豎穴偏洞室墓為西北地區其他少數民族影響。韓小忙注意倒墩子墓地中偏洞室墓與楊郎馬莊墓地的相似性,從隨葬遺物、殉牲習俗及相近的墓葬形制等方面對比分析,可知倒墩子墓地與楊郎馬莊墓地一樣,同屬于戎族[31] (P1028-1030)。之后不少學者漢代匈奴墓在對比、歸納匈奴墓相關特征時,同心縣倒墩子墓地作為不可缺少的資料而被涉及[[34]](P411)、(P35-67)。

  同心李家套子墓地1983年搶救性清理5座墓葬,墓葬形制有土坑墓、木槨墓、石槨墓、磚室墓等,出土肩部飾波浪紋或波折紋的陶罐、雙羊透雕銅牌、貨泉、長劍、耳杯、漆奩、銅車具等,從墓葬形制到隨葬品表現出匈奴文化與漢文化融合的色彩,初步認為是東漢早期的匈奴人墓地[[35]](P17-20)。張海斌《試論中國境內東漢時期匈奴墓葬及相關問題》一文,對包括李家套子墓地在內的中國東漢時期匈奴墓的發現和研究予以評述,并從漢制墓葬中區別匈奴等族墓葬[[36]](P14-22);杜林淵將李家套子墓地認定是東漢時期的南匈奴人遺存,并概括出南匈奴墓葬的一般特征[[37]](P74-86)。固原陳家洼M2,棺木和人骨有明顯的火燒痕跡,因此有學者推測可能與少數民族有關[27] (P81-90)。

  (二)北魏墓葬

  (1)固原北魏漆棺畫墓

  1981年固原北魏漆棺畫墓的發掘,是北朝考古的一件大事。1984年,這座墓葬相關成果相繼問世。《寧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簡報》[[38]](P48-50)對墓葬形制、隨葬品及漆棺畫內容進行了細致介紹;《固原北魏墓漆棺的發現》[[39]](P3-11)對該墓進行了進一步的說明,集中于以下幾點:一、對該墓的發現過程做了交代;二、根據文獻記載對漆畫中孝子圖進行厘定;三、對漆棺畫的髹漆工藝、貼,金、繪畫特點、題記、年代進行了討論;《固原北魏墓漆棺畫》[[40]]則較為全面的介紹了這座墓的相關情況,并附有圖版。此外,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漆畫方面 棺畫本身方面。《固原北魏墓漆棺的發現》 [39] (P4)認為棺蓋所繪可能是墓主人夫婦的形象,孫機則認為這是一幅充滿道教色彩的天象圖[[41]](P38);楊明提出棺蓋所畫是“東王父”、“西王母”畫像的演化,反映了墓主幻想死后登天成仙的思想追求,棺蓋下部則表現了天堂仙境[[42]](P80-83)。林涓[[43]](P55-58)從棺畫的故事結構角度進行分析,認為棺蓋上部分暗示了墓主升天的過程,頭擋處描繪了墓主在天國生活的景象,側板上的孝子圖和窗欞人物象征了永恒,側板下欄狩獵圖則可能暗示向墓主供奉祭品。林圣智認為漆棺頭擋下部兩側有背光的形像應屬于佛教護法神,透雕銅飾和鋪首上的人物也應屬于佛家中的形象[[44]](P11)。漆棺畫風格方面,孫機認為頭擋處的宴飲圖當是效法嚈噠[41] (P41-44),《北魏漆棺畫中的波斯風格》認為漆棺畫可能受到薩珊波斯風格的影響[[45]](P52-78)。黑田彰則對尹伯奇孝子畫的榜題闕文進行了補充[[46]](P372)。漆畫修復方面。王瀧先生主持了漆畫殘片的復原工作,對漆畫的制作程序及使用原料進行了推測,詳細說明了復原過程及漆畫內容[[47]](P12-16)。張莉作為親身參與者,對漆畫的制作工藝、殘存狀況、復原過程進行了細致的記錄[[48]](P22-26)。

  2)墓葬年代 韓孔樂等認為在北魏太和年間[39] (P6),《固原漆棺彩畫》認為漆棺畫的年代在太和八年以后 [47] (P16);《固原北魏墓漆棺畫》判定墓葬的確切年代定在太和十年左右 [40] (P15);蘇哲認為僅從人物服飾上判斷墓葬年代在方法上有缺陷,漆棺的年代大約在太和年間的后期[[49]](P75-76);倪潤安認為漆棺畫的年代應為北魏中期偏早階段,其年代為獻帝至孝文帝初期的可能性最大[[50]](P266)。

  3)墓主身份 索伯[[51]](P5-16)從歷史背景出發,推斷墓主可能是被封為“高平公”的李順,索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認為李順雖然太平真君三年被殺,在皇興初年平反后被追贈高平王等稱號,才得以反葬固原[[52]](P5-28)。

  4)隨葬品方面 羅豐對墓中出土的薩珊銀幣背面右側祭祀背后銘文進行了識別考辨,認為其是鑄幣地點的轉寫,全稱為阿巴爾沙爾(Abarshahr),是薩珊東部呼羅珊省所轄的四府之一,今地為Nishapur[[53]](P23-47)。原報告和簡報將墓中出土的透雕銅鋪和透雕銅飾都分別進行介紹, 2004年的展覽圖錄中則將二者結合起來,組成鋪首銜環[[54]](P164)。

  (2)彭陽新集北魏墓

  墓葬位于彭陽新集鄉石洼村一處山坡上,兩座墓皆坐北朝南,為長斜坡墓道兩天井兩過洞的墓葬。《彭陽新集北魏墓》[[55]](P26-42)對1984年發掘的這兩座北魏墓進行了介紹,墓葬的年代初步定在北朝早期,墓主應為當地的軍事首腦。羅豐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新集北魏墓中的土筑房屋模型,基本上是承襲了東漢石質祠堂的傳統,完全埋藏于封土之下,并隨著時代的進程有了進一步的內涵或象征意義 [[56]](P33-62)。

  (3)固原及其附近地區北魏墓

  上述兩座墓葬因其顯著的規模、豐富多彩的出土品而備受關注,除此之外,固原及其附近地區也零星發現有北魏墓葬。1987年在固原寨科鄉發現一座墓葬,據當事人所云該墓為一長方形土坑墓,墓中出土嵌石金耳環、金項圈、銅鏡、灰陶罐等,被認為屬于北魏時期的墓葬[[57]](P16);1992年在固原彭堡鄉吳磨村發現一座古墓,該墓為豎穴墓道穹窿頂磚室墓,墓室北側有磚砌棺床,墓室有七具人骨,出土有鼓腹平底罐、長頸陶罐、雙耳小陶罐各1件。墓葬年代初步定在北朝[[58]](P254); 2003-2004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塬清理漢至唐代墓葬36座,朱存世根據墓葬形制、出土陶罐、錢幣等特征,對固原南塬的M31時代進行了重新判定,認為M31的時代應屬于北魏,可能屬于拓跋鮮卑的平民墓葬[[59]](P163-170);2010年在彭陽海子塬發現一處北朝隋唐墓地,其中有北魏墓葬一座,發掘者從墓葬形制、出土的薩珊銀幣和墓中可能存在毀器現象等方面進行論述[[60]](P6-11)、(P104-105)。

  (4)吳忠北魏墓

  作為北魏的薄骨律鎮所在地的吳忠,在城區及附近發現北魏墓16座,《吳忠北郊北魏唐墓》[[61]]做了集中的說明,這批墓以倒凸字形墓為主,雙室墓和豎穴墓較少,墓道以居中的長斜坡為主,階梯式和短斜坡較少,墓頂多為四角攢尖式,少為拱形頂。隨葬品較少,主要為泥質灰陶,器形有壺、平沿罐、盤口罐、侈口罐。年代大致在薄骨律設鎮至北魏晚期。

  (三)北周墓葬

  北周相關的考古發現也不少。主要有大利稽氏墓、北周李賢夫婦合葬墓、北周宇文猛墓、北周田弘墓等,研究成果集中且顯著。

  (1)北周李賢夫婦墓 1983年在固原南郊深溝村發掘了北周李賢夫婦墓,墓葬經過盜擾,但仍然出土了300余件文物,對研究北朝至隋唐時期墓葬、隨葬品、壁畫等方面的演變提供了資料,墓中出土的鎏金銀壺、玻璃碗、金戒指等反映了中西方交流的盛況[[62]](P1-20)。李賢夫婦合葬墓一經發現便引起了學界的充分關注。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1)玻璃器 安家媛[[63]](P173-181)將李賢夫婦墓出土的玻璃碗經過細致觀察分析后認為,這件玻璃碗采用了冷加工磨琢工藝,并結合國內外的相關發現,推斷其來源于伊朗高原的薩珊玻璃器。谷一尚搜羅了更為完備的玻璃器資料,討論了凸雕玻璃碗的傳統,認為李賢墓產品和日本沖之島、伊朗高原的產品同樣系六世紀的薩珊系玻璃器[[64]](P41-50)。

  2)鎏金銀壺 最引起學者重視的是鎏金銀壺的年代、產地及腹部圖案的內涵。吳焯仔細研究銀瓶圖像后,認為銀壺腹部場景為現希臘、羅馬“戰士告別”一類的主題,應為5-8世紀的巴克特里亞地區制品,作者為嚈噠占領區內的土著工匠或者客籍于這一地區的羅馬手工藝人 [[65]](P66-76)。亞歷山大德拉▪卡皮諾、瓊M▪詹姆斯認為此壺的基本形狀與鑄造風格源于薩珊波斯、印度或中亞,而非西方,其雕刻藝術內涵可能反映了一個混合羅馬和薩珊主題思想[[66]](P71-75)、(75-77)。馬爾沙克認為這件銀壺屬于薩珊時期的巴克特里亞制品,銀壺上人物圖案為希臘神話中的帕里斯裁決[[67]](P92-94)。《北周李賢墓出土的中亞風格鎏金銀瓶——以巴克特里亞金屬制品為中心》一文是目前關于這件鎏金銀壺的集大成研究,該文從文獻中“胡瓶”的記載、圖像解說、人物故事及風格、巴克特里亞金屬制品、銀壺制作工藝幾個方面展開論述[[68]](P311-330)。

  3)陶俑和鐵刀 楊泓《略論北周李賢墓的陶俑和鐵刀》一文指出,墓中陶俑在制作技術和造型特征上承西魏,主要為關中地區北魏俑群特點的延續,保留著十六國遺風;李賢墓出土鐵刀是當時所發掘的北朝墓中唯一完整的鐵刀,其佩系方法為源于波斯薩珊或更早的附耳懸系法,并成為以后我國主要的佩刀方式[[69]](P15-22)。

  4)墓志方面 在發掘簡報公布墓志后,蕭潘《北周李賢墓志一處斷句的商榷》認為“十世祖俟地歸聰明仁智,有則哲之。監知魏圣帝齊圣廣淵……”斷句有誤,應為“十世祖俟地歸聰明仁智,有則哲之監,知魏圣帝齊圣廣淵……”[[70]](P67)。韓養民則對李賢夫婦墓志,主要從官職、世系等方面進行考釋[[71]]P128-149,羅豐則從李賢族屬、李賢及諸子官爵、吳輝墓志等方面,結合史志進行了分析[[72]](P48-61)。

  5)墓葬形制方面 宿白先生認為李賢墓葬的形制沿襲北魏舊制,對關中隋唐墓產生很大影響,墓室左側空敞處應為設帷帳處,推測李賢墓被盜當發生在大業十一年(615年)后[[73]](P2-3)。鄭如珀則以藝術史視角對李賢墓重新進行解讀,作者認為在北周反對厚葬的背景下,低矮的封土、粗糙簡單且大小規整的陶俑反映了對“薄葬”政策的一種妥協;在禮制對隨葬俑群的數量質量嚴格限制的情況下,通過加長墓道、增開天井等手段,用來表明死者的身份地位[[74]](P12-23)。《固原北周李賢墓壁畫簡論》[[75]](P85-87)對李賢墓壁畫著重介紹,并論述了其繪畫技法和風格。《寧夏固原北周墓葬畫保護工作小結》將李賢墓壁畫的加固提取過程做了說明[[76]](P131-137)。

  6)其他方面 顧鐵符對李賢的姓氏、名望、家族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77]](P97-102)。有學者研究認為,敦煌莫高窟第290號窟的窟主便是李賢,窟中供養人形象便是李賢親族及官衙署僚寫照[[78]](P29-32)、(P112-126)。

  (2)北周宇文猛墓 位于固原南郊鄉王壩村北,《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一文[25] (P134-147)對其進行了介紹。耿志強、陳曉樺則鉤稽史籍,對宇文猛參加過的戰事、仕宦經歷等方面做了細致的考訂[[79]](P91-100)。之后,更詳細的考古報告[[80]]得以刊布。

  (3)北周田弘墓 1996年,原州聯合考古隊對固原西郊鄉大堡村的田弘墓進行了發掘,考古發掘報告先后在日本和中國出版[[81]]。考古隊對墓葬進行了通過細致的發掘、測繪和記錄,通過有計劃的細致解剖、測繪,并開展多學科合作,報告揭示了以往發掘中容易忽略的問題,如封土的營造過程、墓葬合葬過程及盜掘過程等,對人種、動物骨骼、玻璃產地等方面進行了科技檢測,從田弘的墓志、墓室結構、壁畫、錢幣、云母片等方面展開了詳細的討論,為北周考古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研究思路。田弘墓出土了上百片玻璃殘片,經分析檢測,這些玻璃殘片系我國獨具特色的高鉛硅酸鹽玻璃[[82]](P97-102)。

  (4)其他北朝墓 2003-2004年,為配合銀川——武漢高速公路建設,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塬清理漢至唐代墓葬36座。朱存世對固原南塬的M31、M3、M11、M24、M35五座墓葬時代進行了重新判定,認為M31的時代應屬于北魏,另外4座墓葬的年代可能屬于西魏至北周[70] (P163-170)。

  姚蔚玲對固原發現的北朝墓進行了綜合研究,從墓葬形制、壁畫、隨葬品等方面展開,并探討了與陜西北朝墓的關系[[83]](P86-96)。衛忠以咸陽機場和寧夏發現的北周墓葬為基礎,探討了北周的墓葬形制和相關問題[[84]](P34-40)。

  (四)北朝遺物

  除了一些矚目的大型北朝墓葬外,北朝時期寧夏境內出土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主要表現在墓志、扁壺、佛教造像等方面。

  前秦梁阿廣墓志 2000年,寧夏固原博物館從彭陽新集鄉征集到前秦梁阿廣墓志,被認為是國內發現最早的墓志之一,相關研究參見《寧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綜述》[[85]](P97-103)。大利稽氏墓葬形制不明,僅征集一件墓志磚,羅豐對其中“大利稽冒頓”來源進行了解讀,認為大利稽可能是源于匈奴的步洛稽,或為步洛稽一部,大利稽與蔡佑為同宗或部屬的關系[[86]](P68-70);有學者則對墓志中時間處的闕文進行了補充[[87]](P252)。

  北魏贠標墓志磚 1964年發現于彭陽縣彭陽鄉姚河村,簡略記述了贠標的籍貫、家世和生平事跡,對研究彭陽地區北魏歷史地理、墓志演變過程有重要意義[[88]](P91-92);有學者對墓志中涉及的涇州五郡、贠氏來源及流布、五部都統等問題展開討論。羅新、葉煒[[89]](P55)根據洛陽出土的元顯魏墓志,指出“贠世”即“贠標”,推測可能別有志磚相續,并對贠氏譜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鹽池縣出土長方形金板 2006年9月,在鹽池縣青山鄉古峰莊村一個山峁上出土了三枚長方形金板,兩件飾以鳳鳥紋,一件飾以狩獵紋背面并刻有銘文。一經發現,便引了相當重視。白述禮進行了初步研究,根據金板上“白烏二年”推斷,這三件金板屬于隋末向海明起義軍的遺物[[90]](P82-87)。這個論斷被轉引多次,幾成定論。馬強則持有不同意見,他在對圖像風格、干支紀年和相關歷史背景考察的基礎上認為,這三件“方奇”圖案有明顯的薩珊藝術風格,應為十六國晚期內遷胡人的遺物[[91]](P91-97)。有人從銘文風格等方面的證據支持金方奇“十六國晚期說”,在對比了戰國至漢代的金牌飾后,推測金方奇使用方式可能與之相同[[92]](P82-84)。

  扁壺 《固原縣出土北朝銅扁壺》介紹了固原縣發現一件銅扁壺,據鑒定此壺為具有中亞風格的北朝遺物[[93]](P378)。1986年固原縣糧食局開挖地基時,發現一件綠釉陶扁壺,壺身飾有聯珠紋圈,內為人物樂舞圖,被認為年代北齊范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接近[[94]](P52)。

  佛教造像 在西吉曾征集到一件北魏太平真君二年的銅造像,四足方形支座,蓮花臺座,浮雕三立佛,背光背面刻“太平真君二年“等銘文 [10] (P167)。1981年彭陽新集鄉新集公社一土坑內出土8件佛像,石質7件,銅質1件,其中1號造像碑上側面及背面鐫刻有“建明二年”等字樣,發掘者推斷這批雕像均為北魏時期作品[[95]](P34-35) 。1985年在彭陽紅河鄉出土9件佛教造像,可分為白石泥質、頁巖質和砂巖質,初步推斷為北魏等時期作品[[96]](P44-46)。另在彭陽征集5件北朝石造像,其中4件據云出土于孫河鄉友聯村,均刻在白膏石石板上;1件出土于孫河鄉支聯村,為一方形臺座上的坐佛形象 [10]。

三、總結與展望

  (1)雖然偏居西北一隅,起步較晚,經過幾代寧夏考古人努力,寧夏漢代北朝考古仍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他們為寧夏考古事業的開創和發展,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櫛風沐雨,伏案面壁,實屬不易,《寧夏考古記事》[[97]]一書,收錄了包括寧夏漢代至北朝時期重大考古發現的經過,并由當時的發掘者娓娓道來,其艱其險,其驚其喜,躍然紙上,為了解寧夏考古工作提供了一部引人入勝的考古筆記。近二十年來,寧夏漢代至北朝考古的文物修復、田野考古及其研究,均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發掘資料整理和發表也比較及時,對外考古交流合作頻繁,一系列相關的國際性學術會議相繼召開,整體呈現出欣欣向榮的面貌。

  (2)寧夏發現了大量的漢代墓葬,以往多以簡報的形式刊布,文后缺乏出土遺物統計表,給相關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所幸近年來這一情況得到改觀。即將出版的《寧夏南山漢墓》,對2002-2008年于寧夏中衛、海原等地發掘的160余座漢墓進行詳細報告,無疑會為寧夏漢墓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3)寧夏境內中小型漢墓較多,大型墓較少。北朝時期的考古研究主要是圍繞著一些大型墓,因宏偉的形制和大量珍貴的出土遺物而備受矚目,小型墓發現數量相對較少,除了發掘本身的限制外,如何在研究方面獲得突破值得思考。

  (4)由于考古學本身的學科屬性,決定了其對新考古發現的依賴性,而考古發掘本身是一個破壞的過程,如何在這一過程最大限度的提取資料,尤為關鍵。因此,生物遺存的提取、埋藏過程、沉積環境分析等、測繪坐標系統的建立等方面更應該得到重視,而與外國同行的合作的固原南郊隋唐墓發掘研究,則是一個可資借鑒的范例。寧夏地區地域狹小,文物考古資源有限,因此,對已獲考古資料進行進一步深入細致的分析,通過認真規劃且有限的調查發掘,探尋新的考古學課題,或許同樣需要重視。

  參考文獻:

  [1]羅豐.歷代固原城演變探述——兼談古高平及其城址的位置[J].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2).

  [2]姚蔚玲.從考古發掘看漢代高平墓葬文化[J].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5).

  [3]羅豐.固原地區歷代建制沿革考述[J].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

  [4]韓孔樂.固原城創建始末[J].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3).

  [5]薛正昌.固原歷史地理與文化[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

  [6]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吳忠北郊北魏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7]白述禮.古靈州城址初探[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9,(1).

  [8]楊森翔.〈唐靈州呂氏夫人墓志〉的史證和書證價值[J].寧夏史志,2004,(4-5).

  [9]白述禮.古靈州城址再探[J].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62-72.

  [10]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等. 文物普查資料匯編[M].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1986.

  [11]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寧夏回族自治區分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2]陳永中.寧夏鹽池縣古城三次成批出土西漢銅錢[J].考古與文物,1981,(4).

  [13]陳永中.寧夏鹽池縣出土漢代銅齒輪[J].考古與文物,1982,(5).

  [14]許成,陳永中.昫衍縣故址考[J].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2).

  [15]陳永中.朐衍、鹽州、花馬池考[J].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4,(1).

  [16]耿志強.鹽池張家場古城址調查[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4).

  [17]陳永中.陳永中鹽池歷史研究文集[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6.

  [18]許成,李進增.寧夏考古四十年[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

  [19]許成.寧夏秦漢時期富平縣舊址考[J].寧夏史志研究,1986,(1).

  [20]韓小忙.略論寧夏境內發現的土洞墓[J]. 考古,1994,(11).

  [21]韓孔樂,武殿卿.寧夏固原發現的漢初銅鼎[J].文物,1982,(12).

  [22]鄭克祥.固原城西漢墓[J].考古學報,2004,(2).

  [23]樊軍.寧夏固原西郊漢墓出土搖錢樹及相關問題研究[J].四川文物,2011(2):40-48.

  [24]Meng Ren, Renfang Wang and Yimin Ya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to-inkstone by organic residue analysis: a case study from the Changle Cemetery in China[J].Heritage Science 2018(6):19.

  [25]張群,張全超,王仁芳,朱存世. 寧夏中衛常樂墓地漢代人群的體型研究[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30-37

  [26]周亞威,王仁芳. 寧夏中衛常樂漢墓出土歐羅巴人種的生物考古學考察[J].考古與文物,2018,(2).

  [27]姚蔚玲. 略論寧夏兩漢墓葬[J].考古與文物,2002,(1).

  [2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29]蔣璐.中國北方地區漢墓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30]馬云飛.寧夏漢代墓葬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31]杜林淵.寧夏地區漢代墓葬反映的歷史問題[J].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32]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寧夏同心縣倒墩子漢代匈奴墓地發掘簡報[J].考古,1987,(1).

  [33]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J].考古學報,1988,(3).

  [34]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J].考古學報,1990;單月英.匈奴墓葬研究[J].考古學報,2009,(1).

  [[35]]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同心縣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88,(3).

  [36]張海斌.試論中國境內東漢時期匈奴墓葬及相關問題[J].內蒙古文物考古,2000,(1).

  [37]杜林淵.南匈奴墓葬初步研究[J].考古,2007,(4).

  [38]韓孔樂,韓兆民.寧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簡報[J].文物,1984,(6).

  [39]韓孔樂,羅豐.固原北魏墓漆棺的發現[J].美術研究,1984,(9).

  [40]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41]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研究[J].文物,1989,(5).

  [42]楊明.試論固原北魏墓漆畫棺蓋繪畫的內容和淵源[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6).

  [43]林涓.固原北魏漆棺裝飾的結構與意義[J].新美術,2012,(2).

  [44]林圣智. 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像[J].美術史研究集刊,2008,(24).

  [45]羅豐.北魏漆棺畫中的波斯風格[M].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46]黑田彰.孝子伝図の研究[M].汲古書院,2007.

  [47]王瀧.固原漆棺彩畫[J].美術研究,1984,(2).

  [48]張莉.寧夏固原北魏漆棺畫的保護與修復[J].中國文物修復通訊,1996,(10).

  [49]蘇哲.北魏孝子伝図研究における二、三の題點[J]. 美學美術史學,1999,(14).

  [50]倪潤安.北朝墓主人圖像的顯與隱[A]. 兩個世界的徘徊——中古時期喪葬觀念風俗與禮儀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科學出版社,2016.

  [51]Alexander C.Soper.Whose Body? [J].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XLIV, 2, 1990.

  [52]Alexander C.Soper. A Northern Wei Painted Coffin [J]. Artibus Asiae,51, (1991) 1/2.

  [53]羅豐.寧夏固原出土的外國金銀幣考述[J].故宮文物季刊,1995,12(4).

  [54] James C.Y.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4.

  [55]寧夏固原博物館.彭陽新集北魏墓[J].文物,1988,(9).

  [56]羅豐.從山陵為貴到不封不樹——北朝墓葬封土的轉變[J] .唐研究第二十卷,2014.

  [[57]]羅豐.北朝隋唐時期的原州墓葬[M]// 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58]杜李平.固原彭堡北朝墓[J] .中國考古學年鑒1993,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59]朱存世.固原南塬漢唐墓地中的幾座北朝墓[J] .邊疆考古研究,2014,(15).

  [60]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彭陽海子塬墓地發掘報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1]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吳忠北郊北魏唐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62]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J] .文物,1985,(11).

  [63]安家媛.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與研究[J] . 考古,1986,(2).

  [64]谷一尚.西方凸雕玻璃容器的系統與傳播[M]//原州古墓集成,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65]吳焯.北周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銀壺考[J] .文物,1987,(5).

  [66]Alexandra Carpino Jean M.James.Commentary on the Li xian Silver Ever[J].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1989,(3);蘇銀梅譯.也談李賢墓鎏金銀壺[J] .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9,(5).

  [67]馬爾沙克著,張洪智譯.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的飾以的古希臘神話故事的鎏金銀壺[J] .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2,(2).

  [68]羅豐.北周李賢墓出土的中亞風格鎏金銀瓶——以巴克特里亞金屬制品為中心[J] .考古學報,2000,(3).

  [69]楊泓.略論北周李賢墓的陶俑和鐵刀[J] .寧夏文物,1989,(3).

  [70]蕭潘.北周李賢墓志一處斷句的商榷[J] .文物,1991,(4).

  [71]韓養民.北周李賢墓志銘考釋[J] .寧夏文史,1989,(5).

  [72]羅豐. 李賢夫婦墓志考略[J] .美術研究,1985,(4).

  [73]宿白.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札記[J] .寧夏文物,1989,(3).

  [74]鄭如珀.墓葬、美術與政治——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再思考[J]// 藝術與科學,2007,(5).

  [75]馮國富.固原北周李賢墓壁畫簡論[J] .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2).

  [76]張莉.寧夏固原北周墓葬畫保護工作小結[J] .文物保護技術,1987,(5).

  [77]顧鐵符.關于李賢氏姓、門望、民族的一些看法[J].美術研究,36,(2).

  [78]賀世哲.石窟札記[J].敦煌研究,1999,(4);李茹.敦煌李賢及其功德窟相關問題試論[J].敦煌學輯刊, 2000,(4).

  [79]耿志強,陳曉樺.北周宇文猛墓志考釋[J].西夏研究,2013,(2).

  [80]耿志強.寧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報告與研究[M].黃河出版傳媒集團,2014.

  [81]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M].東京:東京勉城出版社,2000;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82]宋燕,馬清林.寧夏固原北周田弘墓出土玻璃器研究[J].玻璃與搪瓷,36,(2).

  [83]姚蔚玲.寧夏固原北朝墓葬初探[J].華夏考古,2002,(4).

  [84]衛忠.北周墓葬形制[M]//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85]王琨.寧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綜述[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7,(8).

  [86]羅豐.北周大利稽氏墓磚[J] .考古與文物,2003,(4).

  [87]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增訂本)[M] .北京:中華書局,2016.

  [88]楊寧國.寧夏彭陽縣出土北魏贠標墓志磚[J] .考古與文物,2001,(5).

  [89]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增訂本)[M] .北京:中華書局,2016.

  [90]白述禮.試論寧夏鹽池新發現的黃金方奇[J].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4).

  [91]馬強.白烏二年金方奇及其相關問題[J].文物,2015,(4).

  [92]倪玉湛等.白烏二年金方奇年代補證[J].裝飾,2016,(11).

  [93]固原縣出土北朝銅扁壺[J]//中國歷史學年鑒1990,文物出版社,1991..

  [94]馬東海.固原出土綠釉樂舞扁壺[J].文物,1988,(6).

  [95]固原縣文物站.固原縣新集公社出土一批北魏佛教造像[J].考古與文物,1984,(6).

  [96]楊明.寧夏彭陽紅河鄉出土一批石造像[J].文物,1993,(12).

  [97]寧夏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等.寧夏考古記事——寧夏文史資料第二十四輯[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版權所有: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技術支持:山西云漢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地址: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利民街121號 郵編:750001 聯系電話:0951-5014363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ADD:Ningx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No.121,Limin Street,Xingqing District,Yinchuan City,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750001,China

TEL:0951 5014363    FAX:0951 5035563    E-mail:[email protected]

備案號:寧ICP備16001783號-1 寧公網安備 64010402000777號

德甲主客场积分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