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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長城研究文獻綜述
發布時間:2019-05-17 11:02:15   來源: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王仁芳   點擊:

寧夏長城研究文獻綜述

王仁芳(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銀川 750001)

  摘 要:寧夏屬我國長城遺跡分布保存較多的省份,現存大量戰國時期至明代的長城遺跡,歷史文獻主要對長城修筑決策經過、防御布局有較多記載。近現代學者除以上方面外,注重實地考察,除對歷史文獻梳理考證外,對具體的長城走向、修筑形式、價值作用、保護利用等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研究論述。

  關鍵詞:寧夏;長城研究;綜述

一、寧夏戰國及秦長城研究文獻

  寧夏境內修筑最早的長城屬戰國秦長城,《史記·匈奴列傳》載,“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此后《漢書·匈奴傳》、《后漢書·西羌傳》等史書基本沿用此說[①]。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明(嘉靖)《固原州志》、清(宣統)《固原州志》等地理史志類文獻對過境寧夏這道長城也有過載錄。另外《宋史·曹瑋傳》、《宋史·李繼隆傳》、《續資治通鑒長編》、《明史·秦紘傳》、《秦襄毅公自訂年譜》等文獻對這道長城后期維修利用情況有過記載。

  1980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固原縣文物工作站組織人員對寧夏境內戰國秦長城進行了實地考察,確認了西吉將臺至鎮原城墻灣段墻體走向與城障布局,并對紅莊村墻體斷面進行了考古發掘,了解墻體結構(《寧夏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跡》,《中國長城遺跡調査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1981年,陳守忠對包括固原一線在內的甘肅秦長城遺跡進行了調查及論證(《甘肅境內秦長城遺跡調查及論證》,《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隴上秦長城調查之二靜寧至華池段》,《西北師院學報》1984年(增刊))。1984年~1985年,我區文物工作者利用寧夏開展第一次文物大普查的有利時機,期間組織了對包括秦昭王長城在內的全區長城遺存專題調查(《中國文物地圖集·寧夏回族自治區分冊》,文物出版社,2010年),通過新聞媒體及學術刊物通報介紹了發現情況,同時陸續發表了一批調查報告及研究成果[②],擴大了寧夏戰國秦長城的影響力與知名度,進一步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魯人勇在《關于寧夏古長城的二個問題》一文中(《寧夏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對文獻記載的戰國秦長城的修建時間進行了辨正。

  90年代初,臺維斌等人對彭陽境內的戰國秦長城遺跡進行了考察介紹(《彭陽文史資料第二輯 文物古跡》1992年)。2007年,馮國富等同志利用國家文物局開展長城調查試點機會,對寧夏西吉、原州、彭陽三縣的秦昭王長城以及沿線烽燧、城障、城堡、關城分布進行了調查[1]。2009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人員,根據國家文物局正式開展長城資源調查的工作要求,對這道長城進行了全面調查,國家文物局將調查驗收成果予以認定公布[2]。隨著調查工作深入開展,相關研究亦不斷推進,張彩萍認為這一地區的長城都是就地取土,夯筑而成(《固原市原州區戰國秦長城調查與發掘》,《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于春雷將戰國秦長城地形的選擇利用概括為河岸型、分水嶺型、平地型三種類型,并認為戰國秦長城選址范圍將肥沃的寧夏平原置于域外,體現了昭王時代秦人對于寧夏平原價值認知的缺失(《從戰國秦長城選址看當時西北邊疆的形勢與認知》,《秦漢研究》(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4年)。

  將臺以南至甘肅靜寧縣境內長城墻體走向,由于地面保存遺跡差,一直不太明確,陳守忠認為戰國秦長城“自通渭進入(靜寧)縣境后,由田堡公社之陸家灣折而向北,至上寨子經四合公社之吊岔,紅四公社之張家峽、雷爺山、高界即界石鋪公社之岔兒灣、高家灣,至原安公社之黨家河、李堡出境,入寧夏自治區之西吉縣,長達一百二十華里”,靜寧博物館楊鐸弼亦持相似觀點(《靜寧秦長城遺址調查》,《平涼文博》(內刊),1984年第1期;陳世英、楊鐸弼《秦長城靜寧段遺址考》,《靜寧文史資料選輯》,1990年第1期),即靜寧-王明-將臺線路走向。《靜寧軍事志》、《靜寧縣志》以及《中國文物地圖集·甘肅分冊》等綜述中標注的長城走向也參考上述觀點。1987~1988年,彭曦通過對靜寧至西吉將臺堡戰國秦長城實地考察及走向辨析,認為該段長城是從靜寧縣北峽口一帶進入寧夏境內,沿葫蘆河東岸經單民~興隆至將臺堡,并對前述線路走向進行了批駁(彭曦,戰國秦長城考察與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③]。近年,同楊陽對甘肅靜寧段戰國秦長城對兩條線路的實地調查后,也傾向于彭曦先生的觀點,并認為此段長城防御體系主要由因河為險和因山為險兩種不同的形式構成(《再議甘肅靜寧段戰國秦長城走向及防御形式》,《秦漢研究》(第九輯))。張多勇、馬秋蓮對戰國秦長城的研究進展及尚待解決的問題進行了總結(戰國秦長城的研究進展和尚待解決的問題,華夏考古,2013年第1期)。

  史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后,進行過大規模長城修筑活動。《史記·蒙恬列傳》載:“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目前通過學者的考察研究,蒙恬所筑秦長城主要位于內蒙古境內陰山北麓,東起呼和浩特市東北郊,向西經武川、固陽、烏拉特前中后旗、西至烏海市卓子山一帶,長約450千米[3]。關于寧夏有沒有秦始皇長城,由于目前考古調查尚未發現墻體遺跡,但從史料考證的角度看,部分學者依據《史記》上述說法,認為至少寧夏北部確曾存在過秦代長城。關于其修筑情況及走向線路,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黃麟書、史念海、艾沖、羅哲文等人認為秦長城從蘭州沿黃河至寧夏后沿賀蘭山麓北行至陰山,遺跡已經湮沒于寧夏一帶黃河以西的流沙中[4]。顧頡剛、譚其驤、唐曉軍等人認為秦長城至蘭州起至寧夏均沿黃河而北向東,與趙長城銜接[5]。第三種觀點認為積石關以東,臨夏西北黃河河岸至陰山西南端,包括寧夏平原段,不筑墻垣,‘因河為塞’或‘城河上為塞’,直接利用黃河作為防御措施[6],許成亦認為秦始皇時期以河為塞,沿河筑44城,再修筑亭、障、堡進行防守,冬季黃河結冰,便退守南部的戰國秦長城,因此秦代寧夏并沒有修筑長城(《寧夏境內戰國、秦漢長城》,《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四種觀點認為秦始皇時期寧夏境內沿用戰國秦長城,張維華、黃展岳、彭曦、史黨社等人持此觀點[7]。

  近年,有報道稱在寧夏中衛北長灘及賀蘭山北部卓子山一帶發現有秦始皇石砌長城,長城遺跡的年代確定應堅持史料記載和考古發掘相佐證的原則,上述“發現”還有待進一步勘查和研究。

二、漢至明代以前寧夏長城研究文獻

  漢承秦制,漢初國力薄弱,匈奴“數寇邊地,三困隴西”(《漢書·晁錯傳》卷49),并破長城入朝那蕭關,火燒回中宮(《史記·匈奴傳》卷110),寧夏邊地一帶承受了巨大的邊防壓力,當時主要是修繕戍守戰國秦長城防線,考古調查在戰國秦長城沿線發現了剪輪半兩、八株半兩等漢初流行的小錢。至武帝時期國力強盛,防線北移,“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復繕秦時蒙恬所筑為塞,因河而為固”(《漢書·匈奴傳》卷94)。漢代寧夏境內城池遍布南北,已發展成為當時屯墾駐軍的可靠后方。

  兩漢以降,寧夏地區戰亂頻仍,地區政權無暇也無力開展大規模的長城修筑力役活動。至隋初,史載曾于朔方、靈武筑長城(《隋書·崔仲方傳》,卷60)。80年代即有學者認為鹽池縣紅溝梁一帶明大邊長城北側殘留的一道長城遺跡可能屬于隋代時期修筑(見許成《寧夏古長城》相關章節)。1997年文物部門曾在劉八莊附近對該墻體有過試掘,并推測“這段長城很有可能是被后來明長城利用(疊壓)的隋長城中僅沒有被疊壓的部分”(《寧夏鹽池縣古長城調查與試掘》,《考古與文物》,2000年3期)。對于這道長城,一些學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見,并傾向于認為其為明代時期修筑[8]。2010年寧夏長城資源調查結論也傾向于后一種觀點。

  宋夏時期,寧夏地區再次成為政權對抗的前沿。尤其是北宋時期,在今寧夏南部地區修筑了包括長城墻體、壕塹、關堡、烽燧在內的大量不同類型的長城防御工事,經調查統計,宋代關堡、烽燧各80余座[④]。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曹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即戰國秦長城)挖設壕塹一道,稱“長城壕”,亦稱為“新壕”(《宋史·曹瑋傳》卷258;《宋史·葛懷敏傳》卷289)。近年調查中在固原市郊還新發現一些宋代長城遺跡(王仁芳,《寧夏南部地區宋、夏時期長城防御設施調查與認識》,《寧夏史志》2012年第5期)。在宋夏邊境一線,曹瑋等守將還沿邊挖設了一道“邊壕”,與寨柵、封堠一起構成了當時宋夏疆界的主要標志物(楊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三、寧夏明長城研究文獻

  明代時期由于寧夏地處要沖,沿邊九鎮,寧夏有其二,而且三邊總制常駐固原,使得寧夏地區成為當時的西北防御中樞。明代時期寧夏修筑了大量的長城防御工事,先后修筑了包括東長城(河東墻、河東壕塹以及橫城大邊)及沿河邊墻、舊北長城、北長城、西邊墻、固原內邊及徐冰水新邊等9道長城防御工事,長度達到三千余里。這些長城墻體與相關千余座堡寨烽燧相結合,構筑明代這一地區綿延不絕、立體縱深的長城防御體系。加上修繕利用的戰國秦長城,幾乎將寧夏囊括包裹,遺跡貫穿南北全境。

  明代寧夏明長城研究文獻古籍部分主要包括史地圖籍,史書、實錄以及政書類,時人文集,大臣奏議,地方史志以及碑刻題記等。

  有關北方邊防史地圖籍不勝枚舉,據王庸《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商務印書館,1940年)所載錄,共計有“九邊總圖說”、“邊鎮合志”各30種,“各邊鎮別志”64種,“各路關衛區分記”91種。較為常見的有兵部編制的《九邊圖說》、《皇明九邊考》、《皇明北虜考》、《陜西四鎮圖說》等,比較集中的記述了包括寧夏在內的九邊長城走向、防御布局與敵情險要。除了以上所收錄資料,《明史》、《國榷》、《明實錄》、《明會典》和《明會要》等史書、實錄以及政書類文獻資料中也有關于寧夏長城邊防的零散記載。另外兵書類如茅元儀《武備志》、戚繼光《練兵實紀》、徐光啟《九邊險要》等也是研究當時邊防軍事制度的重要參考資料。

  此外當時負責籌劃與主持修邊防御的三邊總制等封疆大吏也有很多一手記述,譬如秦紘的《秦襄毅公自訂年譜》、楊一清《關中奏議》、《西征日錄》,王瓊《晉溪敷奏》、《北虜事跡》、劉天和《劉莊襄公奏疏》、張雨《邊政考》方孔炤《全邊略記》等都是研究當時寧夏境內長城重要資料。除此之外還有當時大臣奏議諸如《皇明經世文編》、《明臣章奏輯要》、《皇明奏疏類抄》、《皇明留臺奏議》、《皇明疏議輯略》、《御選明臣奏議》、《皇明疏抄》等,其中類似“邊防”、“邊餉”、“邊事”、“邊功”、“武備”等條目均為與長城有關的內容,很多涉及了寧夏及陜西三邊四鎮邊防事項。

  寧夏及臨近區域明清至民國時期編纂流傳的舊體地方史志,現存三四十種,對境內長城邊防都有所記述,其中尤以至今保留的明代寧夏鎮、固原州官方組織修纂的7部志書,長城研究史料價值最高[⑤]。碑刻題記大部收載于上述史志中,野外調查中賀蘭山部分關口也發現有明代修邊題記(《賀蘭山文物古跡考察與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固原一帶留存碑刻題記,臨洮人張維《隴右金石錄》中多有收錄。近代以來出土的一些明代墓志中也有涉及長城邊防方面的記載(銀川美術館編著,《寧夏歷代碑刻集》,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明末至清代長城研究者論述,如顧祖禹《讀史方域紀要》、高士奇《扈從紀程》對寧夏境內長城也有相關考證記述。

  民國時期受傳統輿地學和沿革地理的影響,學界關于長城的研究多偏重于建制沿革的文獻考證,重點關注了明長城的起止、修筑原因和方法、各朝創置、長城功能等問題,少有實地調查研究(王麗婕,《民國以來明代長城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4年第3期)。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考察保護長城的熱潮。我區文物部門先后組織專業人員對長城遺跡進行了調查、勘測,調查者將寧夏境內的明長城分為“西長城”、“北長城”和“東長城”,并對其的走向及現存狀況進行了闡述,為研究明代寧夏軍政提供了借鑒(許成,《寧夏境內明代萬里長城遺跡》,《寧夏社會科學》,1983年 第4期)。鐘侃、許成、周興華等人先后在《寧夏風物志》、《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古長城》、《從寧夏尋找長城源流》等論著中對寧夏明長城進行了介紹。另外,鹽池縣文物工作者對其境內的“固原內邊”長城部分段落在相關資料上亦進行了簡要介紹(鹽池縣人民政府編印,《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2年)。全國范圍內青年學者董耀會等人實地徒步考察包括寧夏在內的全線明長城,并以華夏子為筆名,撰寫了《明長城考實》、《瓦合集—長城研究文論》等研究論集,羅哲文《長城》、史念海《河山集(七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景愛《中國長城史》等包含寧夏明長城在內的有關長城史的通論性研究著作亦先后問世,均或多或少涉及了寧夏明長城的位置走向、修筑經過、結構、用途、內涵等問題。寧夏文物工作者還對河東長城鹽池縣劉八莊段、靈武市紅山堡段進行了考古斷面發掘,發現了“品坑”、地道等重要遺跡[9]。

  隨著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深入,近年來學界有關寧夏明長城專題研究的關注熱點,不僅包含長城主體建筑的建置沿革,還以軍事、政治、史料等若干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長城主體建筑的建置沿革方面,艾沖(筆名孫盼芝)就鎮遠關與舊北長城的區位、“乾溝乾澗之工”的位置等寧夏明長城的幾個問題對寧夏以往學者的一些觀點進行了辯駁考證[10]。魯人勇就固原內邊、長城歷史文獻的真偽、長城對交通的影響、明代河東墻塹與長堤等問題進行了辨析[11],文章雖短,立意結論都是很有見地的。

  近年隨著長城資源調查工作的開展,王仁芳根據史志資料結合野外調查實情,對明代中期所修寧夏河東長城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明代修筑河東長城的新認識》,《寧夏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并對明代對固原鎮城附近戰國秦長城的修繕利用、“徐斌水新邊”長城以及“河東壕塹”三則新發現進行了介紹論述(《寧夏明長城資源調查中三則新發現》,《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2年第3期)。周赟等人在立足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文獻對永寧縣明長城三關口三道關墻作了梳證考辨(《明代寧夏鎮三關口關墻考辨》,《寧夏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湯羽揚等人對賀蘭山一線明長城的修筑歷史、建筑類型及價值意義進行了總結(《賀蘭山明長城調查與認知》,《建筑與文化》,2016年第4期),周赟撰文對寧夏明代“邊防西關門”進行了調查考證(周赟,寧夏明代“邊防西關門”考,《華夏文明》2017年第9期),周佩妮撰文對寧夏境內現存明長城構筑方式予以探析(《寧夏境內現存明長城構筑方式探析》,《絲綢之路》,2011年第12期)。常瑋就寧夏地區明長城軍事防御聚落的修筑特點與演變進行了分析研究(《寧夏地區明長城軍事防御聚落的修筑特點與演變》,《齊魯學刊》,2016年1期)。

  長城涉及的軍事政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寧夏鎮、固原鎮及其下設衛所的設置時間[12]、軍事建置及防御體系[13]、三邊總制與長城軍事動員指揮機制(侯穎,《明代陜西“三邊總制”制度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年)、邊備得失研究(毛雨辰,《明代西北邊鎮邊備及其得失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軍事地理位置及都市格局的形成[14]等諸多方面,另外與明長城修筑防御休息相關的互市貿易(李興龍,《明代中后期寧夏鎮的互市貿易狀況及其成因試析》,《青海師專學報》,2009年第2期)、鹽政(楊玉明,《明代鹽政與寧夏鎮邊防》,《寧夏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馬政(羅豐,《明代陜西苑馬寺》,《西北民族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等方面學界也予以關注。隨著材料的積累,學界對明代寧夏鎮、固原鎮及陜西三邊總制等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綜述[15]。

  長城文化是寧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薛正昌通過梳理長城在寧夏產生發展與變遷,長城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地理分布乃至自然景觀產生影響進行了研究(《寧夏長城文化》,《寧夏黨校學報》,2003年7月)。寧夏長城沿線尤其是河東長城一帶的環境變遷也多受學者的關注。侯仁之先生上世紀60年代深入寧夏河東沙地,對靈武、磁窯堡、紅山堡、花馬池、鐵柱泉等長城關堡的環境與文化變遷進行了考察研究,撰寫了《沙行小記》、《從人類活動的遺址探索寧夏河東沙區的變遷》等考察論文,對于深入研究我國古代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交匯地帶自然生態環境變化原因、探索長城與生態環境變遷的辨證關系、全面認識和評價長城的歷史作用,具有重大參考價值。陸寧等人就明代寧夏鎮“燒荒”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展開了探討(《明代寧夏鎮“燒荒”考》,《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另外,針對長城的保護性旅游開發(劉鋒、郭來喜,《論寧夏長城的保護性旅游開發》,《人文地理》,2000年第2期)、遙感調查(黎風等,《寧夏長城航空遙感調查研究》,《國土資源遙感》, 1994年第3期)等方面亦有學者提出了很好的創意。

四、結 語

  長城研究必須立足于文獻和實地考古調查兩方面,以往囿于條件所限,寧夏長城研究成果有限。近年隨著古籍整理出版的飛速發展,涉及長城的文獻資料不斷涌現。同時,國家對長城保護和研究工作重視,先后出臺了《長城保護條例》,開展了系統全面的長城資源調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包括寧夏在內的我國長城資源的家底,十卷本的調查報告將于近期陸續出版,另外包含寧夏長城內容的史志體學術著作十一卷本的《中國長城志》[16]也于近期出版,隨著這些系統全面的調查報告及研究著作的出版,一定會推動寧夏長城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

  王仁芳(1979—)男,陜西隴縣人,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副主任,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西北歷史考古。單位地址:銀川市興慶區利民街121號,聯系電話13895656547,郵箱[email protected]

  [注釋]:

  ①《后漢書·西羌傳》記載秦滅義渠戎、置三郡是在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而未提筑長城事。

  ②相關報道及主要調查成果有《寧夏日報》1984年4月29日《寧夏古長城概況》;許成《寧夏風物志》、《寧夏古長城》、《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管會《寧夏文物普查資料匯編》;謝東《說固原長城》等。

  ③彭曦先生這項研究已被編列為新中國50年來全國考古重要發現之一。學術界亦因此盛贊他是“理論研究長城的第一人”。

  ④根據《隆德縣文物志》、《彭陽縣文物志》、《原州區文物志》、《中衛歷史文物》、《中國文物地圖集·寧夏回族自治區分冊》等資料統計。另外,亦可參見《中國長城志》邊鎮、堡寨、關隘等分卷。

  ⑤包括(正統)《寧夏志》、(弘治)《寧夏新志》、(正德)《寧夏新志》、(嘉靖)《寧夏新志》、(萬歷)《朔方新志》、(嘉靖)《固原州治》、(萬歷)《固原州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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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家文物局文物保函〔2012〕942號文件[C].關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長城認定的批復.

  [3]國家文物局文物保函〔2012〕947號文件[C].關于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認定的批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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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陳永中,明筑寧夏“河東墻”長城補說三則——寧夏長城研究之一[J].寧夏史志,2010(2)、明筑寧夏“深溝高壘”長城續說四則——寧夏長城研究之二[J].寧夏史志,2010(4);周興華,鹽池縣新發現的“隋長城”考辯[M].從寧夏尋找長城源流,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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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艾沖,關于寧夏明長城的幾個問題(筆名孫盼芝)[J].山東師大學報(1996年增刊),又全文轉載于《中國地理》1997年第01期、《中國長城博物館》2001年第1期。

  [11]魯人勇,寧夏境內的明代長城三題[J].寧夏大學學報,1983(4);關于寧夏古長城的二個問題[J].寧夏社會科學,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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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鳳凰出版集團、中國長城學會編纂,中國長城志[M].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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