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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夏時期的對外貿易
發布時間:2019-05-09 15:01:13   來源:《寧夏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左長纓,祁 偉   點擊:

論西夏時期的對外貿易

左長纓,祁 偉

(寧夏考古研究所,寧夏銀川 750001)

  摘 要:出于政治、軍事斗爭以及經濟發展等方面的需要,西夏曾分別與宋、遼、金等國進行過社會交往和邊關貿易活動,形成了西夏對外貿易以“榷場貿易”方式為主、以“和市貿易”及“貢使貿易”為補充,同時還參與中西方貿易的多元化發展格局,具有十分鮮明的歷史特點,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

  關鍵詞:西夏;對外貿易;榷場;和市;貢使

  中圖分類號: K24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331(2008)01-0088-03  收稿日期:2007-05-22

  作者簡介:左長纓,女,寧夏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員。

  西夏國建立和發展的190年間,先后與宋朝、遼國、金國等長期相峙并存。這些暫時處于割據狀態的國家,出于政治、軍事斗爭以及經濟發展等方面的需要,都曾分別與西夏進行過社會交往和邊關貿易活動,從而形成了西夏對外貿易以“榷場貿易”方式為主、以“和市貿易”及“貢使貿易”為補充,同時還參與中西方貿易的多元化發展格局,具有十分鮮明的歷史特點,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

  一、西夏開展對外貿易的社會原因

  西夏國建立以前,黨項部落是具有藩鎮性質的地方政權,一直臣屬于北宋。為了維持這種君臣關系,宋朝曾在雙方邊界附近的延州(今陜西延安市)、保安軍(今陜西志丹縣)、鎮戎軍高平寨(今寧夏固原市頭營)和德順軍(今寧夏隆德縣)一帶,先后設置了榷場,鼓勵開展對外商品交換活動,為黨項人鞏固部落經濟基礎提供了比較寬松的政策環境。同時,黨項部落還“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大量補充軍事裝備,逐步擴張了勢力范圍。

  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國,其疆域東臨黃河,西至玉門,南迄蕭關,北控大漠,統轄今寧夏、甘肅、青海東部、陜西北部、內蒙古西部的廣大地區,占據了河西走廊這條傳統的“絲綢之路”。此后,西夏對外貿易的地位和作用更顯得十分重要。

  西夏國建立后,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受宋朝影響較多,社會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沿襲已久的游牧部落氏族酋長制,迅速形成了封建所有制性質的半耕半牧社會形態,同時,社會需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內容。西夏雖然畜牧業有很大優勢,但在農業、紡織業、手工業、商業和文化等方面與中原地區相比,差距還很大。特別是由于其技術水平低、原料短缺和資源匱乏等原因,許多不能生產的商品,只能依靠與宋朝及周邊各民族的商品交換方式來實現,從而形成了西夏對外貿易發展的客觀基礎。對此,北宋大臣司馬光曾言:“西夏所居,氐羌舊壤,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勢必推其余與它國貿易,故其人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北事遼,南事宋,僅足以自存”。明確地指出了西夏與中原地區緊密相連,存在著難以割舍的經濟依賴關系。

  西夏國建立初期,與北宋連年交戰,雙方一度中止了對外貿易往來,這對西夏經濟的負面影響非常大。據史料記載,“元昊倔強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食酪,幾不能以為國,是以亟亟屈服。”通常在政治、軍事斗爭激烈時,宋朝就利用斷絕歲賜、關閉榷場等手段實行經濟封鎖,時間越長,對西夏帶來的損失就越大,迫使元昊為了緩解國內社會矛盾,不得不停止戰爭。后來,雙方經過多次交涉,終于在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達成協議,史稱“慶歷和議”,其主要內容是元昊向宋稱臣,宋冊封其為夏國王;重新開放兩國邊界附近的保安軍和鎮戎軍榷場,恢復雙邊貿易。在這些比較寬松的政策環境下,雙方又正式開始了較大規模的對外貿易往來。此后,榷場貿易作為黨項族與其他民族保持社會經濟聯系的紐帶,一直成為西夏對外貿易的主要途徑。

  二、榷場具有邊關行政管理職能的特點

  關于“榷場”,《金史·食貨志》這樣記載:“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兩國之貨”。“宋制,官給商人公據,方聽與夏國交易”。可見,榷場是兩國協商后,設定的邊界通道和封閉的互市貿易場所,它具有很強的官辦性質和專賣許可特點,許多商品只有經官方許可才能進行交易。宋朝為了掌握對西夏貿易的主動權,始終把榷場設在軍事要地并靠近自己的境內以便于管理,而且“官主貿易外,實羈防之”,體現出設立榷場的多種目的。

  宋朝設立榷場的官署稱“榷署”,內設提領、措置、提點、主管、押發等官職,統稱“監臨場務使臣”。榷場的上級管理機構是朝廷的榷易院和戶部。西夏官制不僅使用蕃名官號,還效仿宋朝實行軍政合一的管理制度。據西夏文獻《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記載,西夏也設有經略司、諸邊經略使、提點等不同品級的官職管理邊境經濟事務。榷場設置時的貿易規則、交易數額和征稅方式主要由宋朝來規定,開辦的費用也由其所在的州軍負責開支。榷場制度在建場初期一旦確定下來,就不因榷易官的變動而更改,一直被長期沿用。

  按照榷場制度規定,在邊境交易過程中,貿易雙方須憑各自政府發放許可證件進入榷場,在場官檢查、監督主持下進行交易,完成交易后必須立即返回本境,嚴禁私自越界;官置倉舍(監管庫),令商人提前存放貨物以備檢查與管理。在稅收征管方面,將貿易方式分為出境、入境、過境等類別,對進出貨物實行差別稅率征稅,稅率視商品粗貨、細貨情況自5%到20%不等。

  可見,在封建制度下,榷場作為國家管理邊境事務的行政機構,具有十分明顯的邊關特征,這種在中國古代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陸路邊境關和對外貿易管理制度,對保障和促進西夏黨項民族與周邊各民族經濟的共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邊關榷場是西夏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窗口

  在榷場里雙方可以進行交易的商品和數量,通常由官方指定和限制,一般以大宗商品交易為主,因此,榷場貿易一直成為各國開展對外貿易的主要渠道。西夏經濟的對外依賴性很強,只有通過發揮榷場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經常保持對外社會交往聯系,廣泛開展對外貿易,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滿足國內需求。

  西夏與宋朝開展的對外貿易,主要通過北宋設置在延州(今陜西延安市)、保安軍(今陜西志丹縣)、原州(今甘肅鎮原縣)、鎮戎軍高平寨(今寧夏固原市頭營)、德順軍(今寧夏隆德縣)等地區的榷場來進行。西夏產的黨項馬非常有名,青、白鹽的質量也甚佳,這些商品對宋朝來講意義重要,一般都有嚴格的限制,只有經官府許可才能進行大宗交易。因此,在雙方邊境地區,還逐漸形成了絹馬貿易、茶馬貿易以及鹽榷等一些獨具特色的市場。1062年,在原州、德順州一帶榷場交易的規模已十分龐大,宋朝每年在此集中花費銀4萬兩、絹7萬5千匹,大量購買黨項良馬以充軍用,這里又被稱為官馬市場。后來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榷場開設后,又便利了茶馬商貿活動,西夏從茶葉轉口貿易中,也獲得很大收益。此外,鹽州(今寧夏鹽池縣花馬池一帶)所產青、白鹽,也是黨項族與漢族交換糧食等物的傳統商品,并成為其重要的一項收入來源。但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對榷鹽實行官方專賣,嚴格限制交易數量,有時還實行禁榷政策阻止其發展,致使宋、夏邊境的走私活動十分普遍,經常是“私販青白鹽者益眾,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與其他走私貨物相比,鹽的走私歷時最長,影響最大。

  西夏與遼國為了共同鉗制宋朝,一直是政治上的盟友。兩國通過協商,在邊境上也設有榷場,主要集中在天德(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北)、云內(今內蒙古包頭市東)等地進行貿易。西夏常常以所產的土特商品,換取遼國的金、銅、鐵、馬具、弓箭、衣飾、酒等制品,以補充國內需求。但與宋朝相比,夏與遼進行的貿易規模較小。

  1146年,西夏國疆土的遼闊為建國以來所未有。此時西夏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變成了已入主中原與南宋對峙的金國。夏、金兩國也曾友好相處了很長時期,金朝不僅在占領的原遼國和北宋榷場的基礎上,恢復了與西夏的貿易,雙方還協商在西夏邊境的勝州(今內蒙古東勝市)、麟州(今陜西神木縣)、府州(今陜西府谷縣)、綏州(今陜西綏德縣)、環州(今甘肅環縣)、慶州(今甘肅慶陽市)、西安州(今寧夏海原縣西)、蘭州、西寧州等地相繼開設新的榷場,進一步放寬了對進出口貨物的限制,鼓勵開展兩國貿易。西夏主要以馬、羊、牛、駱駝、氈毯、珠玉、鹽等商品,交換金國的糧食、絲帛、鐵、銅、貨幣等物,金國還大量購買西夏馬匹以充軍用。

  由于各國在發揮榷場貿易的重要作用時,往往涉及政治、軍事和經濟等許多因素,因此,榷場的開放與否,又成為能夠反映國家雙邊關系好壞的晴雨表,經常伴隨著雙方戰爭與和平交替發展的情況而不斷變化。通常兩國友好相處時,榷場就會對外開放或增加,一旦雙方交惡,又被關閉或減少。在長期的政治斗爭中,一些敵對國還將它作為制裁西夏經濟的一種重要手段來運用,使得雙方邊境地區榷場分布的狀況也變化不定。

  四、對外貿易形式多元化特點突出

  在西夏對外貿易中,榷場貿易雖然一直發揮了主渠道作用,但是由于多種客觀原因,涉及社會生產、經濟發展和百姓日常生活需求方面,仍時常出現許多無法滿足的情況,還必須依靠“和市貿易”、“貢使貿易”等方式,進一步實現對外商品交換,來補充國內所需。宋朝曾規定,“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從政策上積極鼓勵了西夏對外貿易的多元化發展。

  “和市”亦稱民市,是歷史上在邊境地區自然形成的有固定交易地點的市場,也是經雙方政府同意,可以進行對外貿易的一種合法形式,其規模和地位次于榷場。據宋史記載:“自來蕃漢客旅博易往還之處,相度設立和市,須至兩界首開置市場,差官監轄。蕃漢客旅除違禁物品外,令取便交相博易”。“夏人仰吾和市,如嬰兒之望乳”。和市遍布兩國邊境,相對于榷場來講,管理較為松散,尤其是西夏邊境堡、寨林立,設在這里的和市數量眾多,走私活動也十分普遍。盡管如此,和市貿易作為雙方邊民日常往來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補充了市場需求,滿足了生活需要。

  貢使貿易,是黨項政權與中原王朝進行對外交往和經濟貿易的傳統形式。早在西夏國建立之前,黨項部落首領李德明就對宋朝稱臣,維持了較長時期友好的朝貢關系。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建立西夏國后,宋、夏關系曾一度緊張。宋朝“絕其歲賜,禁諸關市”,使西夏境內出現了“尺布值錢數百”、“民間升米百錢”的困難局面,國人抱怨不已,迫使元昊后來不得不停戰求和,向宋朝進貢了大量的馬、駱駝和土特產品等,并請求在“慶歷和議”中增加“歲賜”,宋答應每年給西夏銀7萬2千兩、絹15萬3千匹、茶葉3萬斤,雙方從此又恢復了貢使貿易。此后,西夏還曾向遼國、金國稱臣,長期維持了貢使貿易的對外交往關系。

  隨著榷場貿易、和市貿易、貢使貿易等多種方式的交替進行,西夏與周邊各民族的社會交往活動更加頻繁,尤其與中原發達地區的對外貿易得到了持續發展。

  五、對外貿易商品十分豐富

  通過開辟多種貿易渠道,西夏對外商品交換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日趨豐富。西夏不僅盛產馬、牛、羊、駱駝、氈毯、毛褐、鹽等,并以此作為對外商品交換的主導產品,還盛產大黃、甘草、枸杞、蜜、柴胡、紅花、蓯蓉、麝香、玉器等,這些也是周邊國家官方和民間所必需的商品;而中原地區所產的糧食、繒、帛、羅、綺、茶葉、香藥、姜、桂、瓷器、漆器、金、銀、銅、鐵及佛經、醫書等,更是西夏日常所需商品。

  在長期的社會交往和對外貿易中,西夏與中原地區實現了多方面的利益。宋朝的種植業、制造業、印刷術以及佛經、醫書等先進文化和技術大量傳入,使西夏的農業、手工業、紡織業、商業等方面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同時西夏的歌舞等藝術也傳入內地,活躍了中原文化生活。尤為重要的是,在廣泛的對外經濟與文化交流中,誕生了西夏錢幣和文字,在我國古代民族發展史上寫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頁。

  另外,西夏疆域遼闊,控扼要道,占據了河西走廊這條傳統的古“絲綢之路”,也開展了中西方對外貿易。

  本文出自:《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88-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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