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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綜述
發布時間:2019-04-18 17:46:31    作者:王琨   點擊:

寧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綜述

王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簡介]王琨(1985-),男,碩士,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研究方向:碑志與歷史文獻整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7-03-29

  摘要:墓志是一種特殊的石刻文獻,因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向來倍受學者關注。迄今為止,寧夏出土歷代墓志約116合/件,整理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主要集中在墓志考釋、資料匯編、綜合研究方面。其中以固原出土北朝至隋唐的墓志研究最為深入、最具學術影響力;相對而言,宋元明清等晚期墓志的研究略顯不足,整理方面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現將既往研究成果作概要總結,冀對今后進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墓志;石刻文獻;寧夏出土墓志

Review and Research of Unearthed Epitaphsin Ningxia

Wang Kun

  Abstract: Epitaph,asaspecialkind of stone in scription literature,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by scholars for its importanthis-torical value.So far,there are about 116 unearthed epitaph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Ningxia.The research on these epitaphs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nd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study of the epitaphs interpretation,data compi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among which the research of the epitaph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to the Suiand Tang Dynastiesin Guyuan is most thorough and most academic,while the study of the epitaphs in the Song Dynasty,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is slightly inade-quate.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 lts briefly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corresponding research.

  Keywords: Epitaph;Stone lnscription Literature;Unearthed Epitaphsin Ningxia

  中圖分類號:K877.45  文獻標志碼:E  文章編號:1005-8214(2017)08-0097-07

1寧夏出土墓志概況

  墓志,也稱“墓志銘”或“埋銘”、“壙銘”、“壙志”等,是記載和標識墓主身份及墓址的物件,作為墓主的附葬品,入葬時同主人棺槨一起埋于墓穴中。上面刻寫墓主姓氏、世系、官職、生平事跡及卒葬年月等,此為“志石”;另外,志石上往往還覆蓋一塊斗形方石以保護志文不受損壞,此為“志蓋”。墓志是中國古代喪葬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承載著古代各種禮儀制度與宗教思想,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文學、藝術等內容。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寧夏文物考古工作不斷取得進展,大量的墓志陸續出土,為研究寧夏古代人物和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寧夏出土墓志以青石、砂石質為主,也有部分磚銘、塔銘,現主要藏于各文博單位,部分散落回民拱北、陵園等處。據筆者調查統計,迄今寧夏各市縣區藏寧夏出土歷代墓志約116合/件,加上征集、捐贈的計138合/件。其中,前秦1件、北魏2件、西魏1合、北周6合/件、隋代3合/件、唐代27合/件、北宋10件、元代2件、明代55合/件、清代30合/件、民國1合。

  寧夏境內發現最早的墓志是前秦梁阿廣墓表,也是國內發現最早的墓志之一。圓首碑形的形制當與魏晉以來官方除厚葬、禁立碑有關,出現在墓室中的小碑形式的墓表、墓記其實是大碑的一種變通。十六國時期這種小碑仍然流行,甘肅武威出土的前涼梁舒及妻宋華墓表、[1]陜西咸陽出土的后秦呂他墓表[2]都與之相似。至南北朝時期,墓志碑銘制作再度興盛。加之孝文帝的提倡,王公以下,咸共遵用,成為典型的喪葬文化現象。至隋唐時期,墓志作為一種喪葬習慣和禮俗已推及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為社會普遍采用。當然,王公貴族的墓志趨于巨大,藻飾更加華麗精美。北方胡族的喪葬習俗也自覺仿效中原,漢化程度很高。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市原州區南塬發掘了一批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墓葬,出土了頗具影響力的墓志,有北周宇文猛墓志、李賢夫婦墓志、田弘墓志,隋史射勿墓志,唐史索巖及夫人安娘墓志、史道洛墓志、史鐵棒墓志、史訶耽墓志、史道德墓志。這批墓志十分精美,史料價值很高。史氏墓地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唐代粟特人墓地,而墓志對于證實墓主人身份、經歷至關重要。墓志一經出土便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成為“絲綢之路”考古的重要發現。寧夏出土宋元時期的墓志,數量并不多,以買地券為主,刻寫或書寫在磚、石上。從形式到內容都單調統一,主要交代死者領有陰間土地的來源、價值、四至范圍、知見人等。如,《北宋張文仙墓地契》《虎戶仇緒墓地契》《元沈妙清墓買地券》《元陳子玉墓買地券》等。彭陽縣古城鎮出土的《宋故董府君(懷睿)墓志銘》是這一時期形制較大的一件,涉及宋夏靈州之戰的記載。寧夏出土明清時期墓志數量最眾,占出土總件的三分之二,其中,明代墓志又多于清代。石質以砂石為主,也不乏青石。志主既有明慶靖王朱㮵丹及其宗室,又有職位不同的文武官員。寧夏在明朝為九邊重鎮之一,是“關中之屏蔽,河隴之噤喉”。朱㮵丹受太祖朱元璋之命管理寧夏諸衛,傳藩位“歷十世,冊封親王十一,世子一,郡王四十二,授將、尉爵近百”。[3]朱㮵及其子孫們的王陵位于同心縣韋州羅山,《慶王(朱㮵)壙志》《明慶靖王次妃湯氏墓志銘》《明慶莊王(朱邃塀)壙志》即出于此。與慶藩有關的還有《明壽陽和靖王夫人丁氏墓志銘》《明誥封壽陽鎮國將軍褍齋暨配夫人鐘氏合葬墓志銘》《明詔封夫人金氏墓志銘》等。有明一代,與北方蒙古的斗爭幾乎貫穿始終,寧夏鎮、固原鎮作為邊防重鎮,幾乎是由諸多軍事衛所建置成的一個區域。而出土的墓志主人也大多是行務軍人,在與蒙古諸部斗爭中獲得軍功的不少,如任總兵官的張泰、郭震,副總兵姜河,指揮僉事趙璧、錢棨,鎮國將軍何濟,定遠將軍趙邦,武德將軍王愈,武略將軍張錠、桂鸞、芮經、盧應蛟,昭毅將軍楊釗等。也有相應受朝廷封贈誥命夫人墓志。根據墓志記載,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江蘇、山西一帶遷徙而來,是明朝軍屯制度的體現。出土墓志對于考察寧夏人口的歷時變遷、軍事建置、明蒙關系都有重要作用。清代,在平定“三藩”、噶爾丹叛亂中,涌現出一批寧夏籍名將,如趙良棟及其追隨者,都因軍功身居要職,門庭顯赫,成為當地的望族。出土的墓志中有趙良棟之子趙弘爕墓志銘、湖廣提督俞益謨夫人墓志銘、河北總兵江琦墓志銘、甘肅提督董福祥墓志等,都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2墓志整理研究情況

  墓志作為一種重要的石刻文獻,向來倍受學者青睞,進行整理研究的頗多。近年來,寧夏墓志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大致有以下三類:一是就單件墓志或相關的多件墓志進行整理考釋;二是按區域、時代進行墓志(碑刻)資料匯編;三是從歷史、文獻、文學等角度開展專題整理研究。

  2.1墓志考釋類

  墓志考釋類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考古發掘后隨墓葬發掘簡報或報告一同整理刊出;二是對單件墓志進行疏證考釋;三是在單篇文章中對相關的多件墓志進行考釋。現按墓志所屬時代敘述如下。

  (1)前秦梁阿廣墓表。2000年,寧夏固原博物館從寧夏彭陽縣新集鄉征集到前秦梁阿廣墓志。灰砂巖石質,圓首碑形,由碑座和碑身兩部分組成,榫卯結構。時被認為國內發現最早的墓志。墓主人梁阿廣“襲爵興晉王司州西川的領民酋長大切門將”的身份更是引起了學界的極大興趣。日本町田隆吉《〈前秦建元十六年(380)梁阿廣墓表〉試釈》(桜美林大學《國際學レビュー》第18號,2006)介紹了墓志的情況并釋文,對梁阿廣的本籍、官爵、種族進行了追溯,對志文的紀年干支提出質疑,最后與《前秦建元十二年(378)梁舒及夫人宋華墓表》進行了比較研究。羅新《跋前秦梁阿廣墓志》(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一文,首先,指出梁阿廣籍貫為前秦的司隸校尉部,西川縣是北魏黃石縣的前身。并將梁阿廣與梁元碧所統休屠胡聯系起來,認為梁阿廣為該批遷徙的休屠胡的后裔。其次,從梁阿廣的身份入手,揭示了前秦國家的“領民酋大”制度,并提出北魏領民酋長制度與之存在承續之可能。另外,町田隆吉所錄志文“小靈川”,羅新隸定為“小盧川”,并指出是前秦時洪川河的名稱。

  (2)北魏贠標墓志。1964年出土于彭陽縣彭陽鄉姚河村,長方形磚志。楊寧國《寧夏彭陽縣出土北魏贠標墓志磚》(《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5期)對墓志資料首次進行刊布。羅豐《北魏贠標墓志》(鄧聰、陳星燦,《桃李成蹊集——慶祝安志敏教授八十壽辰》,香港中文大學,2004)一文進行了細致研究。首先,對所涉北魏時期涇州五郡的建置問題進行了討論,對贠標任涇州刺史的時間進行補正;其次,結合史籍及吐魯番文書等資料,分析了贠氏的來源和流布,指出贠標與平涼贠姓共出一族,逐漸向關中京畿地區移動;最后,從石趙職官用夷制的角度,考察了“五部都統”一職。

  (3)北周宇文猛墓志。北周宇文猛墓志,一合,青石質,志蓋盝頂式,首題“周故大將軍大都督原鹽靈會交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盤頭郡開國襄公墓志銘”。1993年發掘出土。寧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簡報》(《寧夏考古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對資料進行了著錄。耿志強、陳曉樺《北周宇文猛墓志考釋》(《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對志文諸句進行了考釋,后收入耿氏著《寧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報告與研究》一書(陽光出版社,2014)。

  (4)北周李賢夫婦墓志。北周李賢墓志,一合,青石質,志蓋盝頂式,書“大周柱國河西公墓銘”;吳輝墓志,一合,灰白巖石質,志蓋書“魏故李氏吳郡君之銘”。1983年固原南郊深溝村發掘出土。李賢

  及諸弟是西魏、北周功臣,家族位高望重。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1期)中刊布了志文、拓片資料。羅豐《李賢夫婦墓志考略》(《美術研究》,1985年第4期;《寧夏文物》,1986年試刊號總第1期)從族屬、家世、籍貫、爵位等方面進行了考證,顯示出李氏家族在關隴集團中的顯赫地位,墓志對研究北朝歷史十分重要。蕭璠《北周李賢墓志一處斷句的商榷》(《文物》,1991年第4期)對簡報中“則哲之監(鑒)”處的斷句進行了補正。

  (5)北周大利稽氏墓磚。北周大利稽氏墓磚,一件,青灰磚質。1994年固原縣西郊鄉(今原州區清河鎮)出土。羅豐《北周大利稽氏墓磚》(《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4期)一文,對大利稽的姓氏、冒頓及與原州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根據《周書》中蔡祐曾“賜姓大利稽氏”,認為原州存在著大利稽一系,冒頓與蔡祐很可能是同宗或部屬關系。

  (6)北周田弘墓志。北周田弘墓志,1996年固原南郊大堡村發掘出土。墓主人為北周柱國大將軍、原州刺史,出土的墓志以及壁畫、東羅馬金幣、玻璃器等,顯現了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與商業貿易的繁榮昌盛,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志文為北周著名文人庾信所撰。羅豐將墓志與《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結合,參稽史傳,進行了詳盡考證,為北朝晚期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成果見《田弘墓志疏證》(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東京勉誡出版社,2000年)、《新獲北周庾信佚文——北周田弘墓志》,(羅豐《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另見修訂后的發掘簡報和報告(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周田弘墓》,《文物》2009年第10期;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安家瑤《中國考古九十年》(《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胡可先《出土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周佩妮《北周田弘墓出土文物的重要學術價值》(《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對墓志價值和志文特征也有論述。

  (7)固原史氏家族墓志。自1982年至1996年,在固原南郊發掘出隋唐墓八座。其中七座出土有墓志,除梁元珍墓外,其余六座均為史姓墓。墓葬都坐北朝南,間距數百米不等,從東向西呈一字形排列,墓主依次為唐史索巖、唐史鐵棒、唐史訶耽、唐史道洛墓、隋史射勿墓、唐史道德。史射勿、史訶耽、史道洛、史鐵棒之間是互為子孫的關系,史索巖與史道德為叔侄關系,安娘為史索巖妻。這些史氏是北朝以來遷居原州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墓志的出土顯示了原州與西域的密切關系,是研究“絲綢之路”的重要材料。這批墓志首先在考古發掘簡報、報告中刊出,見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簡報》(《文物》,1985年第11期),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隋史射勿墓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第10期),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原州聯合考古隊編《唐史道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羅豐對這批墓志作了深入、細致地研究,逐句考證志文,內容涉及志主的姓氏來源、流寓經過、仕宦經歷、職官制度、世系關系、婚姻情況等。成果見《固原南郊隋唐中亞史氏墓志考釋》(《大陸雜志》,第95卷5、6期連載,1995年),后又收入氏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

  圍繞史道德族屬問題展開的討論有:趙超《對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屬的一點看法》(《文物》,1986年第12期)一文,針對《簡報》中“史道德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姓胡人的后裔”的說法提出質疑。羅豐《也談史道德族屬及相關問題——答趙超同志》(《文物》,1988年)、馬馳《史道德的族屬、籍貫及后人》(《文物》,1991年第5期)、李鴻賓《史道德族屬及中國境內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李鴻賓《史道德族屬問題再考察》(《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先后進行了討論。

  固原史氏家族墓志的其它研究成果有:2004年以來,日本粟特墓志研究讀書班陸續發表了關于史射勿、史訶耽、史道洛、史鐵棒、史索巖等墓志的譯注。李錦繡《史訶耽與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

  訶耽墓志研究之一》(羅豐主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文物出版社,2011),根據墓志所載史訶耽仕宦經歷,探討了其歸唐的過程與初唐政治的關系;李錦繡《史訶耽與唐初馬政——固原出土史訶耽墓志研究之二》(《歐亞學刊》第10輯,中華書局,2012);李錦繡《唐代的翻書譯語直官:從史訶耽墓志談起》(《晉陽學刊》,2016年第5期);趙超《古代墓志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3)“隋唐時期的墓志”一節,將史射勿、史索巖、史訶耽墓志作為典型進行了介紹;程云霞《從史訶耽墓志看中書省的外事與蕃務職責———以朝會為中心》(《寧夏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8)唐梁元珍墓志銘。梁元珍墓志銘,一合,紅砂巖石質。1986年固原南郊羊坊村出土。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簡報中簡單介紹了墓志形制及墓主人世系,沒有錄文及深入研究。

  (9)唐何府君墓志銘。何府君墓志銘,一合,石膏巖質,志蓋盝頂式。1984年鹽池縣窨子梁何氏家族墓地(M3)出土,是同期發掘的六座墓葬中僅存的一合。墓主人為月氏人,何姓,為西域康國昭武九姓中的一支。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鹽池唐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期),著錄了墓志的基本形制,抄錄了志文。對墓主族屬等進行了考證。

  (10)唐念(子)墓志銘。唐代念(子)墓志銘,一合,白砂巖質,志蓋四面斜剎。2002年出土于固原市古雁嶺。馬東海《唐公士念公夫婦墓及墓志考釋》(《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1期)一文進行了簡略考釋,認為墓主屬于北朝定居金城枹罕的鮮卑后裔。這也是吐谷渾鮮卑后裔墓葬在固原的首次發現,對研究北朝、隋唐時期民族關系有重要價值。之后李恒光又進行了補校(《〈唐公士念公夫婦墓志釋文〉校補》,《蘭臺世界》,2013年5月下旬),將志文中的“裙”字重釋讀為“裾”字,認為“公士”為唐代勛官授予中具有普賜意義的民授予。這種說法也值得商榷,秦漢時制,公士屬民爵,因軍功賜爵,分一為公士;而唐代,公士更可能是從政治朝野的角度劃分的與處士相對的稱謂,泛稱在官之人、公家之士。

  (11)唐契苾部渾公夫人墓志。唐契苾部渾公夫人墓志,黑石質,呈方形。1991年出土于青銅峽市邵崗。墓主人是皋蘭州都督的夫人,皋蘭州是鐵勒渾部羈縻州,契苾族是鐵勒的一支。該墓志的出土,為研究隋唐時期契苾部及安置在寧夏等地的少數民族羈縻州提供了重要史料。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青銅峽市文管所《青銅峽市邵崗唐墓發掘簡報》(許成主編:《寧夏考古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刊布了墓志資料。余軍、衛忠《唐皋蘭州都督渾公夫人墓志考釋》(《寧夏考古文集》),對志文進行了謄錄整理,重點對墓主的族源、契苾部、渾公世系、皋蘭州與賀蘭州建置等做了進一步闡述。蘇忠深《渾公夫人墓志銘與隋唐時期的契苾族》(《寧夏史志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結合墓志對契苾部首領契苾葛、契苾何力、契苾明及相關事跡進行鉤沉。哈彥成《唐契苾部渾公夫人墓志考析》(《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丁西林、哈彥成《唐皋蘭州都督渾公夫人墓志考略》(《文物世界》2011年第1期),內容大致相近。

  (12)唐慕容威墓志。唐左領軍衛大將慕容威墓志,一件,灰黑色青石質。1974年同心縣韋州唐墓出土。慕容威是慕容宣徹之子、慕容忠之孫。通過墓志可以確定慕容宣徹、慕容威都曾入侍唐朝。唐代歸附的慕容氏定居于甘肅、寧夏一代,與唐朝上層社會聯姻,漢化程度極高。該墓志的發現,對唐代民族歷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鐘侃《唐代慕容威墓志淺釋》(《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2期,)一文進行了錄文、考釋。

  (13)唐呂氏夫人墓志。唐呂氏夫人墓志銘,一件,砂石質。2003年出土于吳忠市利通區古城鄉綠地園開發區。墓主呂氏夫人死后葬于“回樂縣東原”,回樂縣是唐靈州的治所,該墓志的出土佐證了古靈州在今吳忠市的觀點。詳見楊森翔《<唐靈州呂氏夫人墓志>的史證和書證價值》(《寧夏史志》,2004年第4期)、白述禮《古靈州城址再探》(《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楊森翔該文后收入《吳忠與靈州》(黃河出版傳媒集團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

  (14)北宋董懷睿墓志銘。北宋董懷睿墓志銘一件,砂石質。1986年出土于彭陽縣古城鎮古城村。鄭祎《宋故董府君墓志銘》(《大眾文藝》,2012年第2期)一文,對所涉鎮戎軍問題、宋夏靈武之戰、墓志書法藝術進行了簡單介紹。

  (15)明慶靖王朱㮵丹墓志。明慶靖王朱㮵丹墓志,一合,青石質。1968年寧夏同心大羅山韋州公社出土。牛達生《寧夏同心縣出土明慶王壙志》(《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4期)、《〈慶王壙志〉與朱棣“靖難之變”》(《人文雜志》1981年第6期)一文,將墓志與《明史》、寧夏方志中所載朱㮵丹信息進行對讀,發現在“十五子”與“十六子”上有歧義,并從朱棣“靖難之變”之后篡改史實、維護正統的角度進行了解釋。吳峰云、許成《明代王陵區出土三盒墓志疏證》(許成著《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對慶藩的三合墓志進行了考釋。

  (16)明張泰墓志銘。明張泰墓志銘,一件,青石質。志主任寧夏總兵官十三年,督政寧夏三十余年。王琨《明代寧夏總兵官張泰墓志銘考釋》(《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對其生平、世系及抗擊蒙古的大壩之捷、創制戰車、旋風炮等進行了考釋。

  (17)明楊釗墓志銘。明楊釗墓志銘,一合,砂石質。1999年鹽池縣花馬池鎮馮記圈明墓出土。周赟《明楊釗墓志考略》一文(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鹽池馮記圈明墓》,科學出版社,2010)對楊釗家族七代譜系及所涉明代寧夏邊防形勢、世襲制度、婚配習俗和喪葬習俗進行了論述。付保珂《明昭毅將軍紅山楊公合葬墓志銘考》(《文教資料》,2012年10月中旬刊),對志文、楊釗世系及抗擊蒙古吉囊等問題進行了補釋。

  (18)明芮經墓志銘。明芮經墓志銘,一件,砂石質。2002年銀川市正豐花園樓盤施工時出土。芮經為明代寧夏名醫,醫術精湛,精通脈理,匯集有《杏苑生春》一書。《中國醫籍考》只著書目、書名,對于著者信息不詳,墓志的出土可補文獻之缺。詳見王琨《明代醫家芮經墓志銘考釋》(《中國中醫藥圖書情報雜志》,2015年第4期)、《明代醫家芮經及其<杏苑生春>考略》(《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19)明錢淮、錢棨、王錞、王廷瑞墓志銘。王琨《明代寧夏文人管律及其所撰墓志文考》(《西部學刊》,2015年第9期),對管律所撰《明明威將軍錢公(淮)合葬施恭人墓志銘》《皇明明威將軍指揮僉事錢公(棨)墓志銘》《大明誥封恭人錢母張氏墓志銘》《明王母錢安人合葬昭信校尉王公(錞)墓志銘》《明武德將軍王公廷瑞墓志銘》《明參將王戟墓表》六篇墓志文進行了考釋,為全面認識管律的創作成就填補了新資料。

  (20)清秦慈君墓志銘。清俞益謨妻秦氏墓志,一合,青石質。俞益謨是清初寧夏籍名將,中衛廣武營人,隨趙良棟提標營伍,官至山西大同鎮總兵、湖廣提督。付保珂《清秦慈君墓志考略》(《語文學刊》,2012年第22期)一文,對俞益謨副室秦氏進行了考釋。

  (21)清江琦墓志銘。清江琦墓志,一件,青石質。江琦追隨隨趙良棟平“三藩”、隨殷化行平噶爾丹,后因軍功任河南、河北總兵,甘肅提督。張瑞芳、王仁芳《江琦生平述略——清初寧籍將領的一個個案考察》(《寧夏史志》,2014年第3期)一文,結合出土墓志對江琦生平事跡及有關歷史事件進行了梳理。

  2.2墓志匯編類

  (1)《寧夏歷代碑刻集》。銀川美術館編著的《寧夏歷代碑刻集》,由寧夏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該書是對寧夏歷代碑刻首次進行全面搜集整理的專著。全書收存了從前秦至民國時期的102件寧夏碑刻拓片及照片,碑刻種類有墓志、塔銘、詩文、題記及寺觀、宗廟、道路、水利等碑銘,還有部分功德碑。其中,墓志數量占一半之多。該書對志文進行了基本謄錄、標點,隨文附拓片、照片,圖文并茂。每頁頁眉處書所錄碑刻題名,頁腳處書所屬朝代和碑刻來源。正文16開銅版紙彩色印刷,版面以花卉紋飾為背景,映襯于圖、文之下,素雅美觀。該書還附錄了六篇關于寧夏碑刻綜述的文章,涉及墓志的有馬建軍《拾遺補闕的方志史料——固原境內碑刻綜述》、馮國富《固原北朝隋唐時期的文物考古與碑刻藝術》和蘇銀梅的《寧夏隋唐粟特人墓葬出土的墓志、石刻》。墓志集中整理出版既是對文物進行搶救保護的措施,又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該書也存在一些不足:①墓志形制未有著錄。除所屬朝代和來源外,墓志尺寸、石質、紋飾、制作方式、字體、出土時間及地點等信息全無。②拓片印制方面,部分拓片存在墨色不勻,或后期處理過度而泛黃;部分拓片縮印過小,字跡不可辨識,圖版的參考作用不存。③墓志題名不夠統一。譬如目錄和正文頁眉處的題名,前秦至北宋的,其格式均為“×××(墓主姓氏)墓志銘”,如“梁阿廣墓表”“元標墓志”“董懷睿墓志銘”等;而明代以后的墓志銘,題名包含墓主人所屬朝代、官職、品級、姓氏等,前后標準不一。④志文謄錄、標點方面有值得商榷之處。

  (2)《固原歷代碑刻選編》。固原,漢唐時期被稱作“高平”、“原州”,絲綢之路開通后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中轉站。固原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厚,境內存有大量有價值的歷代碑刻。固原博物館所編《固原歷代碑刻選編》,由寧夏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全書選錄了自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至1939年間80篇碑記資料,其中墓志36篇。該書有以下特點:①對區域范圍內的碑刻進行了廣泛搜羅,將零星、散碎的碑刻文獻結集成冊,便于學界檢閱研究,是了解固原歷史人物、風俗風貌的重要文史資料。②總結同類編著經驗教訓,對碑刻、墓志形制進行了專業描述,墓志定名更加規范,錄文更加細致,彌補了《寧夏歷代碑刻集》的缺憾。③既重視前人文獻中的碑刻記載,更注重新資料的補充發掘。④開篇以《固原文物考古與碑刻述略》為題,對固原各個歷史時期的碑(磚、石)等形制、特點、價值進行了概述,有助于認識總體面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但同樣在錄文和標點方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3)《新中國出土墓志·寧夏卷》。《新中國出土墓志》是國家文物局委托項目,是由故宮博物院與全國各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單位合作編輯的一部大型叢書,匯集了建國以來發現的國內新出土的歷代墓志。《新中國出土墓志·寧夏卷》便是其中的一個部分,由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羅豐等承擔。擬對1949年后寧夏出土、館藏的歷代墓志資料,盡可能詳盡地搜集,準確記錄墓志的名稱、出土地點、質地、時代、形狀、大小尺寸等有關數據,并加標點和簡注的釋文,附錄墓志收藏單位索引和墓志人名四角號碼索引。收錄每方墓志均附高清晰圖版以供參照。成果為墓志類圖書,大八開本。該書待出版。

  (4)各市縣區《文物志》《縣志》。各市縣區《文物志》對區域內出土墓志也進行著錄,如楊寧國主編《彭陽縣文物志》(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馬東海、王金鐸主編《原州區文物志》(黃河出版傳媒集團、寧夏人民出版社,2013),劉世友編《隆德文物志》(黃河出版傳媒集團、寧夏人民出版社,2016),鹽池縣志編纂委員會《鹽池縣志1981-2000》(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等,但基本是對已有成果的收集。

  2.3墓志專題整理研究類

  (1)《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羅新等)。該書對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進行專題搜集和整理,并對出土情況、圖版線索、著錄研究情況及志文涉及的歷史信息進行簡短疏證。其中收錄了寧夏出土的四方墓志,分別是《贠標墓志》《田弘墓志》《大利稽冒頓墓志》《田弘墓志》。

  (2)“寧夏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胡玉冰)。寧夏大學胡玉冰承擔的課題項目“寧夏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主要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寧夏境內出土的碑刻、墓志等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研究。他指導的研究生團隊正在按時代或市縣區域開展分類整理。已取得的成果有:張秋芽碩士學位論文《寧夏出土文獻綜考》(寧夏大學,2007)、熊蕊碩士學位論文《回族石刻文獻述論》(寧夏大學,2011)、袁軍軍碩士學位論文《寧夏彭陽縣歷代出土文獻述論》(寧夏大學,2012)、付保珂碩士學位論文《寧夏吳忠市出土文獻綜合研究》(寧夏大學,2013),還有其博士研究生馬建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寧夏歷代石刻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與國家民委科研項目“寧夏出土明清時期碑刻文獻研究”也在進行中。

  (3)《明清寧夏碑刻文獻研究》(劉昭)。寧夏大學梁祖萍指導研究生劉昭撰寫的《明清寧夏碑刻文獻研究》(寧夏大學,2014),主要從文學角度進行梳理,論述了墓志文中的女性意識、文人意識、戰爭意識、功用意識和藝術特色。

3結語

  通過上述對寧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成果的梳理,現作如下總結。

  (1)從數量來講,寧夏出土墓志十分有限,但墓志的價值向來不以多寡而論,有時繁文縟辭的鴻篇巨制可能無關緊要,有時簡陋殘缺的只言片語卻價值不菲。如《唐呂氏夫人墓志銘》“終於靈州私第”“殯於回樂縣東原”兩句就佐證了古靈州所在地;《北周大利稽冒頓墓志銘》寥寥數語,卻透露出歷史上某個少數民族的存在。也正因為數量有限而倍覺珍貴,寧夏學者整理研究的熱度和取得的成果足以說明這一點。

  (2)固原出土的史氏家族墓志,是寧夏歷代墓志中的精華,也最具學術影響力。其中,以羅豐的成果和貢獻最著:①將考古報告的整理提升到了學術專著的水準,墓志整理沒有停留在資料描述的層面,而是運用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美術史學、語言文字學等多種方法,多角度進行研究。尤其在資料獲取非常不易的情況下,運用了大量國外材料,顯示出廣闊的研究視野。②提供了一個墓志整理的范式,如墓志形制的描述,志文整理的格式,俗字、異體字的處理,相關問題的考釋途徑等,都非常值得借鑒。③對“絲綢之路”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為學界補充了新材料,在此之前,“昭武九姓”的史國人墓志或少或不甚明確;其次,豐富了關于粟特人的認識,如史射勿的名與字(盤陀)帶有粟特語轉譯風格,“其先出自西國”可能是伽尼色國,史氏家族入居中國的時間在北魏中期,薩寶作為唐朝的外來官職并非專管祅教,史索巖、史道德一系建康史姓是在北涼滅亡后迫徙高平,昭武九姓人內部通婚的主流與非胡間的婚姻并存,史射勿和史索巖屬于史氏的兩系,北朝至隋唐間自稱安息人后裔者基本都是中亞安國人,史訶耽墓志反映的是唐代對外交往中專設翻譯的情況,以及史氏由于民族專長持續管理西北牧監的情況等,都是對絲綢之路上中西交往的綜合深入研究。再次,這批墓志資料引起了學界的極大興趣,成果也被中外學者廣泛引用。通過考證“昭武九姓”的史氏人在貿易、為官、定居情況,顯示了古原州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3)傳統金石學把墓志作為一種歷史文獻資料加以利用,證“史”成為墓志研究的主要模式,而寧夏墓志整理研究的成果是多元的。這與多學科、多角度的介入是分不開的。墓志最初是考古工作者在墓葬發掘中獲取的,以考古學的專業視角整理分析,為學界提供寶貴的第一手材料。之后學者從歷史學、美術學、文獻學、文學、語言文字學等多角度加以解讀利用,使墓志的價值得以全面呈現。《寧夏歷代碑刻集》《固原歷代碑刻選編》等匯編類書籍,極大地方便了學者的使用,而完成該項工作需要付出的辛勞則超乎常人想象。

  (4)墓志整理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墓志整理是一項基礎工作,但由于墓志本身的特點,整理面臨諸多困難。如,大量用典、文句艱澀,文字異體俗訛、古文字殘存,石面剝泐、漫漶不清,拓片的搨印效果影響釋讀等。寧夏出土墓志整理中問題最多的是文字和標點方面,現就各本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略作說明:①古體、俗體字的厘定缺乏統一的標準,如“廿”“卅”“卌”,或改作二十、三十、四十,或又照錄之。②志文厘定形近字易誤,如,《明封昭毅將軍紅山楊公合葬墓志銘》中“未登于耄耋期”,“”字各本均誤作“順”,致句不可讀。“”實為“頤”,“耄耋”、“期頤”皆人瑞之辭,言高壽,“期頤”指百歲老人,如成語“期頤偕老”。志主楊釗“得壽六十有七”,故撰者黃鹍以示惋惜。又《明故武略將軍固原千戶張公(錠)墓志銘》“分擊合圍之方,弗閑習”的“”字,各本均作“周”,實為“罔”字,“罔弗”猶“無不”。《史鐵棒墓志》“東析木之津”,“”字有隸作“濱”者,羅豐作“演”為是。《文選·海賦》有“東演析木,西薄青徐”,李善注:“言流至析木之境。”[4]③漫漶、有泐痕的地方容易出錯或缺錄。如《明故武略將軍固原千戶張公(錠)墓志銘》,各本錄作“辛亥歲,佐擊□,公挑選入衛”。所缺之字原碑作,因泐痕與筆劃糾纏在一起,不易釋讀,各本缺如。當作“吳”字,“吳公”二字中間不應點破。“佐擊”是佐擊將軍的省稱,武職官名,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后,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有佐擊將軍二人。④不明典故、詞義而誤。如《明奉直大夫王公(道濟)暨配宜人張氏合葬墓志銘》“比余得請骸骨”,“請”字各本誤作“諸”,“請骸骨”是古代官吏請求退休的婉辭。⑤缺乏必要的校勘,石刻文字的刻寫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或使用重文符號,或在文字出現訛脫衍倒等情況時一般并不加以糾正等,這都需要整理時認真判斷。

  (5)寧夏出土墓志的整理研究具有不平衡性。北朝至隋唐等早期墓志整理較為精細,研究深入,學術影響力大;而對宋元明清等晚期墓志重視不夠,多停留在疏證、證“史”層面。由于墓志本身的文體限制,單獨一件墓志中的史料往往顯得零碎、單薄,不容易進行深入、廣泛的研究,也往往不易找到有所突破的研究專題。因此,圍繞墓志選取一定的專題,匯集材料、對照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進行綜合性的深入研究,可能會取得更有益的收獲。

  參考文獻

  [1]鐘長發,寧篤學.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J].文物,1981(2):8.

  [2]李朝陽.呂他墓表考述[J].文物,1997(10):81-82.

  [3]吳忠禮.寧夏志箋證[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457.

  [4]蕭統編,李善注.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48.

  本文出自:《圖書館理論與實踐》 2017年08期,98—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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