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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內蒙古境內的西夏石窟調查
——西夏石窟考古與藝術研究之一
發布時間:2019-04-04 17:22:46   來源:《敦煌研究》    作者:趙曉星 朱生云   點擊:

寧夏、內蒙古境內的西夏石窟調查——西夏石窟考古與藝術研究之一

趙曉星1朱生云2,3

1.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甘肅蘭州730030;

2.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中心,甘肅敦煌736200;

3.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陜西西安710019

  收稿日期:2015-11-2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email protected])子課題《西夏文物·石窟編》

  作者簡介:趙曉星(1980-),女,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歷史學博士,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研究館員,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

  朱生云(1982-),男,青海省海東市人,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中心館員,主要從事敦煌石窟藝術研究。

  內容摘要:現在的寧夏、內蒙古境內分布著多座石窟,其中與西夏有關的主要是山嘴溝、須彌山、阿爾寨三座石窟群。通過實地調查,結合前輩的研究成果,初步整理了這三座石窟的西夏遺存。筆者認為,山嘴溝石窟是西夏中心區最為重要的石窟遺存,最能代表西夏中心區的石窟藝術,既有與敦煌石窟一脈相承的藝術作品,也有同時期敦煌石窟所不見的十牧牛圖等佛教題材;固原作為長期處于西夏和宋金爭奪的地區,雖然保存了規模巨大的須彌山石窟群,但僅能找到西夏的游人題記,證明西夏人曾在這一地區活動,找不到西夏時期的作品;鄂托克旗作為西夏河南區轄地,在歷史上非常重要,但阿爾寨石窟現存洞窟主要為蒙元時期的作品,也無法確認有西夏的遺跡。

  關鍵詞:山嘴溝;須彌山;阿爾寨;西夏石窟

  中圖分類號:K87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6)05-0042-10

Investigation of the Western Xia Caves in Ningxia and Inner Mongolia

—Archaeology and Art Research of Western Xia Caves(I)

ZHAO Xiaoxing 1 ZHU Shengyun 2 , 3

1.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2. Information Center on Dunhuang Studies,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3. School of Fine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 an, Shaanxi 710019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clusters of caves in today ’ s Ningxia and Inner Mongolia; namely, the three cave groups of Shanzuigou, Xumishan and Aerzhai.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Western Xia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caves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Shanzuigou Grottoes site contains the most important caves from the Western Xia period, including the most exemplary caves in which there are both artworks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Dunhuang caves and Buddhist themes hardly seen in contemporary examples from Dunhuang(pictures of herding cows, for example); In Guyuan, a place for which the Western Xia, Jin, and Song fought for many years,though the large-scale grottoes site of Xumishan is well preserved,there are only inscriptions left by passing visitors that verify the activity of people from the Western Xia in the region, and no Western Xia artworks have been found; The Otog Banner, a place located in ancient Henan that was central to Western Xia control, was very significant historically, but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at survived in the Aerzhai Grottoes are mainly piec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d no remains of the Western Xia can be found.

  Keywords: Shanzuigou; Xumishan; Aerzhai; Western Xia grottoes(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歷史上西夏王朝的轄地包括22個州,河西9州,河南9州,熙、秦河外4州,另分左右廂12監軍司,作為軍管區,其范圍涉及現在的寧夏、甘肅、內蒙古、陜西、青海五省、自治區。在這些地區內,甘肅省保存的西夏石窟最多,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以及河西、隴中的中小石窟中都保存了相當多的西夏石窟遺址;而寧夏、內蒙古境內西夏石窟的數量與內容一直存在著爭議,有待進一步確認。寧夏山嘴溝石窟、須彌山石窟和內蒙古阿爾寨石窟三座大型石窟群,前輩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鑒別其中的西夏洞窟奠定了基礎。筆者在此不揣冒昧,根據實地勘查的情況,結合前輩的研究成果,對所涉及的西夏石窟的時代及內容作進一步的確認。

一 山嘴溝石窟

  山嘴溝石窟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區,包括兩處洞窟:一處(A區)位于溝內中部葫蘆峪的小岔溝內,距溝口約10公里,現存壁畫的洞窟有3個(編號K1-K3);另一處(B區)位于山溝深處,距前石窟約3公里,俗稱千佛洞。有關山嘴溝石窟的調查研究,主要有陳育寧、湯曉芳《山嘴溝西夏壁畫探析》①、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溝西夏石窟》②和馬曉明《探賀蘭山山嘴溝石窟西夏壁畫之苯教意蘊》③。《山嘴溝西夏石窟》一書中所附謝繼勝《山嘴溝石窟壁畫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一文,已對山嘴溝壁畫有全面的闡釋。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根據實地調查,對山嘴溝西夏石窟作一些補充。

  (一)山嘴溝A區K1窟

  位于窟區上層最南端,是A區洞窟中唯一一個人工開鑿的洞窟。壁畫現僅殘存南壁近洞口下部一幅(圖1),《山嘴溝西夏石窟》將其定名為講經圖②,謝繼勝先生認為是供養人,并認為居中者為西夏上師,上師右側可能為西夏王。根據壁畫的位置與用黑框分界的特點,謝先生將這些人物判定為供養人的觀點有合理性,只是他們的身份還需商榷。圖中共三人,左側一身模糊,僅能辨識坐于石座之上。居中者頭戴黑冠、身著素色長袍端坐,左手自然下垂,右手執黑色條狀物。從其服飾來看,未著袈裟,不可能為僧人,其姿態與黑水城出土卷軸畫《西夏王像》中的西夏王類似,其衣著屬西夏文官服飾。頭上黑冠可能為幞頭,右手所執之物或為笏板。這種坐姿的供養人像在西夏時期非常流行。內蒙古額濟納旗達蘭庫布鎮東40公里處的西夏古廟中曾出土過類似的泥塑供養人像。右側人,裹頭巾,頸系黑色領巾,外穿綠色大袍。此人座上鋪有虎皮,突出其作為武士。現藏于俄羅斯圣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黑水城出土的版畫《義勇武安王位》中所繪關羽的裝束與坐姿,均與K1窟的武士裝供養人相似,類似裝束還見于榆林窟第2窟《商人遇盜圖》中的強盜,只是后者多穿了胸甲。版畫《義勇武安王位》為金代作品,流傳到同時代的西夏地區,說明這種武士形象在當時非常典型。此處可辨識的兩位人物為一文一武,但這三個人最前方所繪的香爐須引起重視。香爐有供養之意,此三人是供養人還是受人供養,有待進一步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這鋪壁畫為重層壁畫,底層壁畫過于模糊,無法辨識時代。表層壁畫的人物沒有明確的時代特征,所以暫時無法確定其是否為西夏時期。窟內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經,說明洞窟為西夏時期。現存游人題記有加(嘉)靖四年(1525)和隆慶(1567—1572)紀年,說明洞窟至遲在嘉靖四年以后荒廢了。窟內還出土正隆元寶和咸平元寶各一枚。正隆元寶為金代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鑄造,咸平元寶為宋真宗趙恒咸平年間(998—1003)所鑄,未發現有元代紀年的文物,或可佐證洞窟的時代為西夏時期。

  (二)山嘴溝A區K2窟

  位于窟區上部中間,利用天然巖洞修整而成,結構大致可分成前、中、后三室,是山嘴溝石窟中現存壁畫最為豐富的一窟。此窟在前述研究成果中已有詳細記錄和圖像考證,在此僅談談此次調查中的新發現。

  中室南壁上方繪制的羅漢和力士像(圖2),謝繼勝先生考慮其處于與北壁伏虎羅漢對稱的位置,認為可能是降龍羅漢。現存壁畫上羅漢為青年比丘形象,有頭光,著右袒偏衫式袈裟,左手托缽,右手置于腰間,赤足而立;身后跟隨一身力士,雙手捧大罐,罐中有珊瑚諸寶。此羅漢有左手托缽的特點,故筆者認為其更可能是舉缽羅漢。漢地俗稱的舉缽羅漢,即唐初玄奘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中的第三尊者名迦諾迦跋厘墮阇,其中稱“第三尊者與自眷屬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東勝身洲”④。據說他原是一位化緣和尚,高舉鐵缽向人乞食,成道后世人稱其為“舉缽羅漢”。但是迦諾迦跋厘墮阇何時具備“舉缽”的特征,尚未找到確切的出處。沙州回鶻時期的莫高窟第97窟北壁所繪的“東勝身洲第三尊者跋厘墮阇”(圖3)的面前就有一只大缽,缽中還放射出彩色的光芒(暗示缽中有寶),說明將第三尊者與缽相聯系至遲在沙州回鶻時期已經出現。雖然藏傳的十六尊者被認為最初來自于漢地,但藏傳的十六尊者中,迦諾迦跋厘墮阇尊者的排名僅為第八位,并認為他居住在西牛貨洲,領七百羅漢,結禪定手印,在藏傳佛教繪畫中亦是如此。藏傳故事中此尊者的身世更加詳細,記述他從出生后就有手中自生金幣,所以其名字的意思就是“具金”,而且據說他的居住地還有一座儲藏珍寶的洞窟。山嘴溝作為舉缽羅漢隨從的力士手捧裝滿珍寶的大罐,正好表明了羅漢具有“具金”的特征。漢傳《賢愚經》中也有類似的故事: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城中,有大長者。長者夫人,生一男兒,名曰金財。其兒端政殊特,世之少雙。是兒宿世,卷手而生。父母驚怪,謂之不祥,即披兒兩手,觀其相好。見二金錢,在兒兩手,父母歡喜,即便收取。取已故處,續復更生。尋更取之,復生如故。如是勤取,金錢滿藏。其兒手中,未曾有盡。兒年轉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不逆,即便聽之。爾時金財,往至佛所,頭面作禮,而白佛言:“唯愿世尊,當見憐憫,聽我出家,得在道次。”佛告金財:“聽汝出家。”蒙佛可已,于時金財,即剃須發,身著袈裟,便成沙彌。年已滿足,任受大戒,即令眾僧,當受具足。臨壇眾僧,次第為禮。其作禮時,兩手拍地,當手拍處,有二金錢。如是次第,一切為禮,隨所禮處,皆有金錢。受戒已竟,精勤修習,得羅漢道……⑤

  漢傳《賢愚經·金財因緣品》中的金財比丘與藏傳迦諾迦跋厘墮阇尊者的身世非常相似,二者同樣從出生后就手中自生金錢。金財比丘最后也獲得了羅漢果位。無論如何,山嘴溝這一圖像中描繪的迦諾迦跋厘墮阇尊者既有漢傳的“舉缽”特征,又有藏傳的“具金”功能,似乎反映了西夏同時吸收漢藏兩地佛教信仰的時代特征。西夏佛教的多元化與創新性借此可窺一斑。

  前室南北兩壁東側繪制了多幅牛的圖像,謝繼勝先生已指出“此處壁畫疑與兩宋流行的寓示禪機的禪宗畫《牧牛圖》有關,壁畫清晰可見的黑色的牛,依依的楊柳、溪流,或與《牧牛圖》描述的情節相仿”⑥。從本次實地調查來看,基本可以確定這些壁畫為《牧牛圖》(圖4)。現存壁畫南北兩壁牛的總數為八,北壁六頭,南壁二頭,但只有五頭牛較為清晰,另三頭圖像模糊。相對來說,北壁保存狀況較好,每頭牛附近均有一身有頭光的比丘,清晰者可見手中執鞭(圖5)。禪宗的《十牧牛圖》相傳有兩位作者,一是廓庵思遠,一是普明禪師。廓庵思遠為五祖法演禪師的法孫,曾在常德梁山為住持,屬臨濟宗。廓庵禪師約生活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前后。《十牛頌》,以牧童喻修行者,以牛喻妄心。十牛圖,表示悟道的過程,就是將妄心制伏而達到終極境界的過程。廓庵禪師的《十牛頌》,包括尋牛、見跡、見牛、得牛、牧牛、騎牛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源、入廛垂手共十個部分。《十牛圖》每一幅都表示修行的一種境界與修行者的心路歷程。普明禪師,生卒年不詳,但從萬松行秀禪師(1166—1246)《請益錄》中“太白山普明禪師頌牧牛圖十章”的記述來看,當是宋代僧人。普明禪師所作的《牧牛圖頌》,分成未牧、初調、受制、回首、馴伏、無礙、任運、相忘、獨照、雙泯十個階段,其著眼點在于調心證道,以人牛不見、心法雙亡為最高境界,修行方法上主循序漸進、歷階而升,帶有神秀一系“漸修”的特色。所繪之牛依修行的境界由黑變白,先從頭角,然后牛身,最后尾巴,由一頭黑牛逐漸變成白牛。K2窟前室的《十牧牛圖》由于榜題文字缺失,無法考證出具體畫面是牧牛的哪一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壁畫中的牧牛人不是牧童,而是一個帶有頭光的比丘,更能體現佛教的主旨。根據歷史記載,《十牧牛圖》的出現至少到了12世紀后半葉,間接地反映出K2窟的營建時間是在12世紀后半葉或更晚。而《十牧牛圖》的題材是敦煌石窟中所沒有的,說明地處西夏近畿的山嘴溝石窟在佛教題材的傳入上與敦煌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與其時代相近的南宋大足石刻中也出現了《十牧牛圖》,學者們多有研究,主要成果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研究所、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研究室《大足寶頂大佛灣“牧牛圖”調查報告》⑦,龍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圖頌〉跋》⑧,胡良學《大足石刻禪宗〈牧牛圖〉管見》⑨,宋朗秋《大足石刻〈牧牛圖〉藝術的美與宗教義理的結合》⑩,趙輝志《大足石刻〈牧牛圖〉考》⑪,賀尊超《大足石刻〈牧牛圖〉的禪觀過程》⑫等。以上的成果已經將中國禪宗牧牛圖的基本情況梳理得非常清楚。而大足石刻也為禪宗《牧牛頌》提供了一個新的版本,即《證道牧牛頌》。大足石刻《牧牛圖》第12組“圓月圖”下面出現的普明禪師《牧牛圖頌》最后一頌的內容,似乎說明了其與普明禪師的關系更為密切。收藏于日本京都相國寺承天閣美術館的室町時代(1336—1573)由絕海中津書寫的《十牛頌》就是廓庵禪師的《十牛頌》,與之匹配的同時代的天章周文畫的《十牛圖》也是廓庵系的十牛圖。從這組圖中可以看出,雖然名為《十牛圖》,但十幅畫中僅有四幅出現了牛的形象。而現存的普明禪師的《十牧牛圖》中,十幅畫中八幅都繪制了牛。從牛出現的次數來說,無論是大足石刻還是山嘴溝石窟,都與普明禪師的《十牧牛圖》更為符合。普明系《十牧牛圖》出現在西夏的山嘴溝石窟和南宋的大足石刻,說明這一禪宗佛教美術題材在當時頗為流行。而同時代的敦煌卻沒有發現同類題材的作品,亦可說明當時地處西北的敦煌與相對靠近中原的地區在佛教美術上有著不同的傳承。進一步說,在西夏佛教美術的研究中,似乎應將西夏統治范圍劃分成河西、中心和河南三個大區進行比較研究。

  K2窟壁畫中,還出現了多位戴僧帽的高僧像。其中兩位身穿白衣,頭戴白色僧帽,位于后室南、北兩壁。另外兩位均位于前室南壁,一位頭戴黑色僧帽,另一位穿綠色袈裟,僧帽表層顏色脫落。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僧帽略有差別,但有一個共同點,僧帽兩側均有向上鉤起的半月形帽翅(圖6)。這一特點與榆林窟第29窟國師西壁智海的僧帽一致,或可說明其處于同一時代。此外,從保存較好的綠衣高僧來看,面部經過暈染,有強烈的立體感,眼睛的表現也非常寫實,身后的侍從雖為童子貌,但繪畫技法讓人聯想起莫高窟第3窟的力士護法。似乎從這些壁畫中又能夠看到山嘴溝石窟與敦煌石窟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可能是西夏統治下的一些共同特征。

  從K2窟的出土文物來看,包括熙寧元寶和元祐通寶兩種錢幣,前者為北宋神宗趙頊熙寧年間(1068—1077)鑄造的,后者為北宋哲宗趙煦元祐年間(1086—1093)鑄造的;同時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經和藏文密教經典。藏傳經典的出現,說明洞窟的時代應是西夏中后期,結合壁畫中出現的禪宗《十牧牛圖》和藏傳密教圖像,洞窟的營建時間應大致在12世紀中葉以后。

  (三)山嘴溝A區K3窟

  位于窟區上部北端,利用天然崖面繪制壁畫(圖7),現全部曝露在外。此窟圖像,謝繼勝先生的文章已有詳細考證,主要內容是四臂觀音、尊勝佛母、釋迦說法圖和上樂金剛。筆者僅對釋迦說法圖有一點異議。謝先生認為:“釋迦佛周圍繪有十八尊菩薩,右上方四尊,左側及下方十四尊,其中左右各有四位菩薩朝向主尊,作合十印,或為八大菩薩。其中一尊菩薩朝向北側,當為北側脅侍菩薩的眷屬。”⑥327但經仔細觀察,筆者發現,實際上朝向釋迦佛的菩薩只有十二位,四位一組,以釋迦為中心分成右、左、下三組環繞。另外靠近北側的四尊實際上均朝向北側,應是環繞另一主尊的,也就是謝先生所說的“北側脅侍”。其中,最上一身(圖8)為佛裝而非菩薩裝,手似結智拳印,可能為大日如來;其下一身頭戴寶冠,身綠色,右手結施無畏印;再下右側一身膚色亦為綠色,頭部有冠,可以確定為菩薩,右手持紅色蓮花,上有標示身份的三昧耶形,可惜模糊;左側一身面部殘損嚴重,從頭部裝飾來看為菩薩。

  此窟正壁右側主尊為佛頂尊勝佛母,兩側下方各有一身脅侍菩薩,正中下方有一身禮拜男子。主尊尊勝佛母,高125厘米,頭戴寶冠,三面八臂,身披天衣,端坐臺上,瓔珞環釧嚴飾其身;正面及身體部分膚色氧化變黑,兩側面未變色可見五官,每一側面均可見額上之目,每面原來確實有三目;右第一手于胸前持紅色羯磨杵;第二手執蓮座,上有化佛;第三手執箭(部分殘毀),第四手施與愿印置右膝前,左第一手結忿怒拳印持羂索,第二手上揚施無畏印,第三手執弓,第四手結禪定印托紅色寶瓶,身后有綠色頭光、白色背光及發散形身光,頭頂祥云升起。左側脅侍菩薩,面向主尊而坐,臉部略有損毀,身為白色、穿袈裟式天衣,左手結禪定印,右手執蓮花莖部,身后白色背光。右側脅侍菩薩,頭戴寶冠,面向主尊而坐,身為紅褐色,穿袈裟式天衣,左手結禪定印,右手執長鉤,鉤上懸幡。此處尊勝佛母與兩身脅侍菩薩的組合,帶有藏傳圖像“長壽三尊”的意味。左側脅侍菩薩身白色,手持一莖三花(象征佛、法、僧三寶具足)符合白度母的造像特征。右側脅侍菩薩身紅色,手中沒有長壽寶瓶,右手所持之幡似與作為接引者的無量壽佛相關。由此,此壁畫可能是以尊勝佛母為中尊,以白度母、無量壽佛為左、右尊組合的“長壽三尊”,現存藏傳此類圖像多以無量壽佛為中尊或主尊,故此形式非常罕見。八臂尊勝佛母的下方,有一身戴冠著長袍的男子像,衣著打扮似王者,雙手持長條形器物躬身禮拜。手中的細長器物,筆者懷疑為獨股金剛杵,所以此人很可能是帝釋天。帝釋天是引出《佛頂尊勝陀羅尼》的關鍵天人之一,所以繪于尊勝佛母下方亦符合情理。正如謝繼勝先生指出的,主尊尊勝佛母“造像標識為典型的藏式佛頂尊勝,但完全是漢式菩薩畫法”⑥327,實際上以尊勝佛母為主尊的整鋪壁畫體現了這一特點。在漢式繪畫的外表之下隱藏著藏傳的主題內涵,這也是西夏時期吸收多元佛教在藝術上創新的體現。本窟壁畫的風格,與敦煌同時代壁畫具有相似性,與莫高窟北宋后期佛塔內的繪畫非常相似,可進行比較研究。

  K3窟的出土文物,有北宋神宗趙頊元豐年間(1078—1085)鑄造的元豐通寶,還有西夏文佛經和藏文經典。這些出土文物說明,此窟亦為西夏時期的洞窟。

  (四)B區千佛洞

  位于山溝深處,距A區約3公里,俗稱千佛洞。千佛洞前方的平地上存建筑遺址,年代無法確定。《乾隆寧夏府志》載:“山口內各有寺,多少不一,大抵皆西夏時舊址。”⑬此處現存遺址表面似為近代的,是否有西夏舊跡尚不能確定。千佛洞石窟位于遺址后方山崖高處,入口處存壁畫一方,窟內散落若干影塑小佛像。

  千佛洞內現存壁畫至少有四層重層,先后經過多個時代的重修。最外一層應為清代至近代的作品(圖9),藍色云紋分成田字格形式,每格中一幅畫,左下一格全毀,現存三格。現存的三格畫面構圖一致,每幅畫左上角均有一身頭戴藍巾、身著天衣、手執拂塵,正在施法的菩薩,應為觀音救苦救難的內容。右下格畫面:上方菩薩乘云而來,右手執拂塵,左手上舉施法;觀音對面,一強人右手揮刀,面前有一包袱;畫面下方觀音施法處,水池中生出一朵蓮花,安穩地托起被火圍困的落水人。《妙法蓮華經》稱:“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⑭右下格畫面應屬這一內容,表現觀音解救遇到強盜而從山崖跌落之人。右上格畫面:觀音乘云而來,左手揮拂塵施法,施法處壁畫全部脫落,但根據觀音對面的扭頭猛虎來看,此處應為表現經中“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⑭58的,屬觀音救猛獸難的情節。左上格畫面:菩薩乘云而來,左手執拂塵,右手施法;菩薩對面為一審案的官員,身著紅色官袍,左倚前方官案,案上擺放硯臺、官印、竹筒、判簽等,人物后方有屏風;畫面下方的施法處大部殘損,僅見一身官兵的背部。根據官員審案,可判斷此處畫面應為經中“諍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⑭58的內容。

  次外層壁畫亦有大面積暴露在外,根據其中左上方男性官員所戴的方面硬殼幞頭,大致可判定壁畫為明代。能夠確定情節的畫面僅有一處,即左下方的九龍灌頂(圖10)。畫面上方數顆龍頭呈人字形排列,口吐白練。畫面下方澡盆內站一身裸體男童,兩位明代裝束的小腳女子一站一跪,洗浴小童。這是佛傳故事中,佛祖釋迦牟尼降生后九龍灌頂為其洗浴的情節,說明此處明代壁畫繪制的是佛傳故事。壁畫重層,更內層的壁畫因被外層覆蓋,無法確定內容與時代,所以目前尚未找到千佛洞中西夏時期的確切遺跡。

  從以上情況看,山嘴溝石窟A區現存的三個有壁畫的洞窟即K1-K3窟,可確定為西夏時期所營建,所處位置又為西夏中心的賀蘭山區,所出現的題材能夠代表西夏中心區流行的佛教美術題材,故為西夏中心區石窟的代表作品。

二 須彌山石窟

  須彌山石窟,位于寧夏固原西北55公里寺口子河(古稱石門水)北麓的山峰上,始建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相繼營造,以后各代修葺重妝,成為原州(今固原)規模最大的佛教遺址。須彌山石窟雖然保存了大量各時代的洞窟,但因其處于西夏與宋金交戰的邊界,僅在大佛樓區的第1窟存在西夏時期的游人題記。

  第1窟位于大佛樓區南端西側,始建于唐代,平面橫長方形,平頂龕,南向,寬4.35、深3.70、高8.10米。窟內壇基上雕一立佛,高4.85米;西壁南側雕三層小塔一座,殘高0.69米;北側殘存彩繪千佛。窟頂前部殘損,立佛身上有后代重修裝的三層泥皮,窟壁泥皮剝落嚴重。窟外存椽孔遺跡。窟內立佛東側墨書“拱化三年七月十五日/……彌山□巡□至竹石□山中……”(圖11)。拱化為西夏毅宗李諒祚的年號,拱化三年即1065年。此條題記說明,西夏拱化年間,曾有游人到此,這是整個須彌山石窟留存的唯一一處西夏時代的印記。此外,整個須彌山石窟,尚未發現更多的西夏繪塑作品。

三 阿爾寨石窟

  阿爾寨石窟,位于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西部鄂托克旗阿爾巴斯蘇木。一望無際的高原上,兀然屹立一座高約80米、寬約300米、狀似平臺的紅砂巖小山,即蘇默圖阿爾寨山,山體周圍鑿有石窟。阿爾寨山上原有寺廟建筑,至今仍存6處遺址;環山鑿有60多個洞窟,坍塌或被風沙掩埋的有18個,目前較完整的尚有43個;山體巖壁上刻有大小浮雕佛塔22座。阿爾寨石窟始鑿于北魏中期,蒙元時期佛事最盛,明末佛寺毀于林丹汗西征鄂爾多斯之役。阿爾寨石窟所在的鄂托克旗地區,曾經是西夏王朝的河南區轄地。西夏統治者重視佛教,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阿爾寨石窟中應有西夏時期的作品。王大方、巴圖吉日嘎拉、張文芳等認為,阿爾寨石窟存在西夏早中期、西夏晚期兩個時段營建的洞窟,并總結出西夏壁畫“重墨輕彩、重線輕色”的特征;繪于第31窟內右側侍立于佛龕兩側的菩薩,為西夏早、中期的代表作品⑮。這兩身菩薩呈現出明顯的波羅風格,與東千佛洞壁畫和黑水城出土絹畫中的西夏菩薩有相似之處,但這一類型的菩薩在蒙元時期仍然存在,同窟中其他作品也呈現出蒙元藝術的特征,因此在沒有題記的情況下還不能單純地以菩薩形象進行斷代。

  有學者依據西夏壁畫“重墨輕彩、重線輕色”的特點,認為阿爾寨石窟“第33窟中左壁的壁畫很可能為西夏早、中期作品”⑯。經過實地調查,一方面阿爾寨石窟中沒有與西夏相關的紀年資料,另一方面也沒有與敦煌等地西夏標準窟能夠吻合的圖像,是否存在西夏洞窟仍有疑問。特別是被認為西夏早、中期的第33窟主室左壁壁畫(圖12),無論畫風還是主要題材都是河西石窟所不見的,特別是壁面左下角的征戰畫面,人物衣著完全看不出西夏特征,反而頭盔、云肩和袍服反映出蒙元特色。這說明其時代應晚于西夏。這種情況在阿爾寨石窟中普遍存在,在那些被認為可能是西夏時期洞窟的壁畫上,繪有大量穿著蒙元裝束的人物。所以,謹慎地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在阿爾寨石窟中找到確切的西夏繪塑作品。但是,這對阿爾寨石窟的價值并沒有影響,因為無論其藝術水平還是題材內容,都在蒙元石窟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四 小結

  綜上所述,山嘴溝石窟是西夏中心區最為重要的石窟遺存,最能代表西夏中心區石窟藝術的特點,既有與敦煌石窟一脈相承的藝術作品,也出現了同時期敦煌石窟所不見的十牧牛圖等佛教題材;固原作為西夏和宋金長期爭奪的地區,雖然保存了規模巨大的須彌山石窟群,但僅能找到西夏的游人題記,證明西夏人曾在這一地區活動,而找不到明確為西夏時期的作品;鄂托克旗作為西夏河南區轄地,在歷史上非常重要,但阿爾寨石窟現存洞窟主要為蒙元時期的作品,至今還無法確認西夏的遺存。

  按:2014年7月10日至19日,敦煌研究院《西夏文物·石窟編》課題組由科研處處長張先堂研究員帶隊,劉永增研究員任學術指導,趙曉星、王建軍、王慧慧、朱生云、劉宏梅為成員,重點對寧夏賀蘭山山嘴溝石窟、須彌山石窟和內蒙古阿爾寨石窟進行了實地考察。本次石窟調查,主要是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子課題《西夏文物·石窟編》的編寫做前期的準備。本文的撰寫,也是為將來出版《西夏文物·石窟編》提供相應的史料依據。為了保證將來出版成果的準確性,而對西夏石窟的認定采取較為謹慎的態度。在此,特別感謝山嘴溝、須彌山和阿爾寨等石窟管理部門給予的支持!同時感謝張先堂老師一路的辛苦付出!感謝劉永增老師在石窟斷代、圖像辨識方面給予的專業指導!感謝宋利良老師拍攝照片及課題組成員的默契配合!

  參考文獻:

  ①陳育寧,湯曉芳.山嘴溝西夏壁畫探析[G]//杜建錄,主編.西夏學:第1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12-17.

  ②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溝西夏石窟(上、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③馬曉明.探賀蘭山山嘴溝石窟西夏壁畫之苯教意蘊[J].學理論,2012(32):197-198.

  ④玄奘,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G]//大正藏:第49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13.

  ⑤慧覺,等,譯.賢愚經:第2卷[G]//大正藏:第4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358.

  ⑥謝繼勝.山嘴溝石窟壁畫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G]//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溝西夏石窟(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26.

  ⑦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研究所,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研究室.大足寶頂大佛灣“牧牛圖”調查報告[J].四川文物,1994(4):31-39.

  ⑧龍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圖頌》跋[J].中華文化論壇,1994(4):44-48,5.

  ⑨胡良學.大足石刻禪宗《牧牛圖》管見[J].佛學研究,1997(6):60-68.

  ⑩宋朗秋.大足石刻《牧牛圖》藝術的美與宗教義理的結合[J].雕塑,1998(4):4-5.

  ⑪趙輝志.大足石刻《牧牛圖》考[J].佛學研究,2002(11):359-366.

  ⑫賀尊超.大足石刻《牧牛圖》的禪觀過程[J].四川文物,2003(2):72-73.

  ⑬張金城,等,修纂.陳明猷,點校.乾隆寧夏府志[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86.

  ⑭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G]//大正藏:第9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57.

  ⑮王大方,巴圖吉日嘎拉,張文芳.百眼窯石窟的營建年代及壁畫主要內容初論[G]//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566-578.

  ⑯陳月香.內蒙古阿爾寨石窟31窟壁畫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師范大學,2011:6.

  本文出自:《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4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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