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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寧夏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概述
發布時間:2019-03-28 17:35:52   來源:《寧夏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韓小忙   點擊:

1989年寧夏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概述

韓小忙

  1989年報刊上發表有關寧夏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80余篇,其中發掘簡報、報告及論文30多篇,一般性報導、介紹、評論等50多篇,本年度出版有關論著二部①。按時代及專題作如下概述。

(一)

  (1)石器時代。古生物化石在寧夏南北各地時有發現,尤以固原、同心及石嘴山等地區較多。最近,在惠農西河橋村又發現一批化石。化石堆積部分保存較好,可以辨認出的古脊椎動物化石有牙齒、牙床等。時代為新生代第四紀晚更新世,距今2—3萬年。化石的發現為這一地帶古生態環境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②。牛達生、杜玉冰根據石嘴山市境內發現有類似水洞溝遺址的石器,推測這里亦應屬水洞溝文化體系,這一帶3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存,則屬于“細石器”文化類型③。新石器時代考古以近年來菜園村遺址及墓地的發掘最為重要,在全國影響較大。《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和《令人矚目的菜園遺存》(《寧夏日報》1989年4月1日和4月8日連載)兩文,不但科學地報道了菜園切刀把墓地的豐富資料,而且結合近幾年來的考古發現進一步分析了寧南山區原始文化的特征,提出了“菜園文化”的命名。

  (2)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的遺存以固原地區最為豐富。89年9月份,楊郎鄉馬莊因雨水沖刷古墓葬暴露,從而導致了近20座古墓被破壞的嚴重事件④,接著考古人員在此進行了大面積搶救性發掘,清理墓葬49座。這類墓葬形制獨特,有豎穴土坑和豎穴土洞墓兩類,后者占多數。單人仰身直肢葬,各墓除殉葬羊、馬、牛頭(蹄)外,隨葬品以具有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銅兵器、車馬器、服飾品為主,但是,其墓葬形制、葬俗及典型遺物等均與相鄰地區典型匈奴文化有別,很可能就是古文獻記載中“戎”的文化遺存⑤。中衛也發現類似墓群,該墓地遺物有自己的特點,如透雕龍紋飾牌、人面蛇紋飾牌等僅見于這一地區⑥。這一發現就將寧夏南部、中部、北部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文化聯系在一起,也為探討這一類遺存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及其與相鄰地區的關系提供了必要的考古材料。鐘侃《從考古資料探索義渠之源——周人、義渠同源初論》(《寧夏文物》1989年11月總第3期)一文,首次以歷史文獻和考古學資料對春秋戰國時期活動于西北地區的義渠戎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探討,并提出了義渠戎與周人同源的觀點。雖然該文不無商榷之處,但是,這一觀點的提出,無疑對考古學上“戎文化”研究的深入起到積極推動的作用。

  (3)秦漢時期。涇源縣果家山發現一處漢代遺址,面積30萬平方米,規模較大。通過鉆探發現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地下排水管道,并發現有板瓦、筒瓦、云紋瓦當、印紋磚同年,衛青與霍去病又大舉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史記》卷111,《衛將軍驃騎將軍列傳》)及罕見的云紋飾磚構件,遺址附近還有墓群和窯址等遺存,說明此地很可能是一處漢代城址⑦。果家山城址的發現將對研究南部山區秦漢時期歷史文化具有重要價值。李洪圖《司馬遷與寧夏》(《寧夏日報》1989年7月15日)一文提出新的論據,他認為司馬遷作為史官曾隨漢武帝六下寧夏,但卻在《史記》中只字未提秦渠,故此秦渠等古代寧夏水利工程應該在漢武帝以后。

  (4)北朝時期。《寧夏文物》(1989年11月總第3期)約專稿,請宿白、楊泓就北周李賢墓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專家們進一步肯定了李賢墓在北朝考古方面的重要價值,并以較多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對李賢墓的墓葬形制、葬俗及個別隨葬器物(如鐵刀)進行了有益的探討⑧。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一文,將該墓年代定在太和八年至十年,使之更為精確,以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為此作者作了詳細的論證。文中最后就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銀胡瓶的產地(應為嚈噠器物)及固原出土的幾枚薩珊銀幣的來源(可能經嚈噠人手傳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5)隋唐時期。羅豐《中亞流傳中國的拜火教與摩尼教之比較研究》(《固原師專學報》1989年第4期)一文,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證明,拜火教和摩尼教在從中亞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其教理和習俗都發生了很大的變異,最明顯的特征是變異來的天葬為土葬,并且二教存在著程度不同的佛教化傾向。作者認為拜火教、摩尼教的東漸及其關系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值得深究。

  (6)西夏時期。西夏是唯一在寧夏建立過國家政權的王朝,因此,這一時期的歷史文化遺存也就最為豐富。楊鴻勛(考古建筑專家)認為西夏陵是國寶,要重視保護,他建議把西夏陵區開發成西夏陵遺址博物苑⑨。89年對西夏陵進行了第4次考古調查和測繪,這次不但調查清楚陵區范圍為50平方公里,陪葬墓增加到193座,并且發現了一些新問題,諸如陪葬墓形制多變,內涵豐富,有些陪葬墓封土高大接近帝陵的規模等。這次重新編號和測繪,為以后的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提供了科學、系統的資料⑩。牛達生、賀吉德在《西夏陵與名城銀川——兼論西夏陵的開發和建設問題》(《寧夏日報》1989年5月8日)一文中,提出五點具體建議,將西夏陵的開發建設與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文化建設聯系在一起,充分說明了文物考古工作與現代社會發展的密切關系,見地中肯,看法全面。許成、杜玉冰《西夏陵園制度初探》(《寧夏史志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從整體角度全面地對西夏陵園制度進行了探討,作者將西夏王陵與中原帝陵特別是宋陵進行了詳細比較,指出西夏陵園制度繼承了漢文化的傳統,同時又有本民族的特點。本文精到的論述,使我們對撲朔迷離的西夏陵園制度有了一個較為明晰的認識。就西夏的皇家寺院,許成、江一鳴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看,當時京畿附近有戒壇院、高臺寺、承天寺、五臺山寺等佛教寺院,寺院不僅規模大、數量多,而且工程技術水平比較高。西夏之所以大力宣傳佛教,目的是為了鞏固新興的國家政權。對皇家寺院的考證,也有利于我們了解西夏都城興慶府的歷史文化全貌⑪。西吉北宋鐵錢的發現,說明了宋夏邊境地帶特殊的經濟關系⑫。西吉作為軍事戰略要地,是宋夏交兵爭戰的場所,發現于各遺址的這些鐵錢很可能是當時軍隊的兵餉,也可能是和平時期的民間貿易貨幣。牛達生《我對西夏文折二“大安寶錢"的再認識》(《中國錢幣》1989年第3期)一文,就識偽為真的折二“大安寶錢”談了自己的新認識,同意并補充了唐石父的看法。牛達生為參加中國錢幣學會蘇州年會撰寫了《西夏錢幣的發現與研究概述》(油印本)一文,不但對前人的成果、窖藏錢的發現和近十年來西夏錢幣的研究作了系統的概括總結,而且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學術性建議。本文對新興的西夏錢研究進行了非常及時和必要的總結,有利于西夏錢幣研究的深入進行。另外,中衛紅皋鄉四眼井也發現一批文物,共27件,瓷器13件、鋼器6件、鐵器8件、古錢260多枚。其中瓷器如褐釉瓶等有靈武窯的特點,鐵器有犁、耬等,錢幣多為金“正隆元寶”,另有少量宋錢。從瓷器和錢幣分析,應該屬西夏時期遺物。這批文物發現于中衛香山地區,不但為研究當時生活習俗提供了資料,也說明了當時山區農業的發展情況⑬。

  (7)元明時期。拜寺口雙塔中元代大朝通寶、中統元寶交鈔(叁佰文、伍佰文兩種)等文物的出土是極為重要的考古發現。大朝通寶是第一枚有出土地點的大朝錢,它的再現為大朝通寶的斷代提供了原始實物資料。中統元寶交鈔本世紀雖多有發現,但是,作為早期的中統鈔,這次發現實屬罕,其中“叁佰文”鈔是目前傳世唯一的一張,它的發現解決了中統鈔面額長期爭論的九等還是十等的問題,為十等說提供了實物證據,也彌補了《元史·食貨志》的疏漏的⑭。對于1986年銀川市出土的一批窖藏鎏金銅像和銅器,《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4期作了報道。從地尸堆積看,該坑埋藏時間當在西夏末至明初。窖藏主要有菩薩、天人正覺等佛教造像,還有鐘、壺等器物。地層堆積和造像風格所能提供的斷代依據說明此坑屬西夏或元代遺物。

(二)

  (1)總論。汪一鳴、許成《銀川市的歷史文化遺存》(《寧夏史志研究》1989年第1期)、馮國富《固原近年出土文物簡述》(《固原師專學報》1989年第1期),分別對所在地區的歷史文化遺存及研究情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敘述,使人們對本地區各個時代的遺跡、遺物從縱橫兩個方面,有所了解,從而加深了對該地區歷史面貌的認識。中寶鐵路寧夏境內的文物普查工作業己結束,在縱貫五個縣,全長290公里的地段內共發現不同時代遺存98處,尤以固原三營發現的西周遺存最為重要⑮。

  (2)賀蘭山巖畫。賀蘭山巖畫群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巖畫群之一,所發現的數千幅巖案畫,不但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是研究古代游牧民族歷史的文物寶庫。李祥石、趙安對中寧黃羊巖畫進行了詳細的考古調查,描述了近70組巖畫,內容以動物、放牧及狩獵等民為主,動物有黃羊、北山羊、鹿、狼、犬等⑯。黃羊灣巖畫的發現,對了解此地古代游牧圖民族的生活習俗和審美意識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于1987—1989年對賀蘭山巖畫進行了廣泛全面的復查,又發現了幾處新的巖畫分布地點,如青銅峽廣武鄉四眼井、蘆溝灣,中寧棗園石馬灣等地。四眼井巖畫主要內容有羊、鹿、馬、犬、鳥、駱駝、虎等動物以及太陽、重環紋、方格紋、車等圖案,巖畫周圍還發現西夏時期的遺址。蘆溝湖巖畫主要內容有羊、犬、馬、鹿、蛇、人手、人物、車輛和射獵等圖案。石馬灣巖畫主要內容有放牧、射獵等圖案,畫面較大,有的圖案旁還有西夏文題刻。以上三處巖畫對整個賀蘭山巖畫刻制年代的斷定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⑰。斷代是目前巖畫研究上比較棘手的問題,許成、衛忠通過對賀蘭山巖畫進行系統考古調查之后,在此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先將各地點巖畫進行了分期,然后將賀蘭山巖畫歸納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秦漢時期及其以前;中期—三國至隋唐時期多晚期—西夏至元代。以上分期與斷代是在將文獻與考古學相結合提出若干斷代依據的基礎上提出的⑱。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但是他們大膽的探索無疑對將賀蘭山巖畫的深入研究起著重要作用。

  (3) 寧夏古城。李志清就唐代吐谷渾居地“安樂州”和“長樂州”進行了考證。“安樂州”所在地即今之同心縣韋州,此地北周謂會州,唐改為威州,宋仍名之,西夏據而稱韋州,元、明、清襲之。“長樂州”與“安樂州”應為二州之名,非一州兩名。“長樂州”在今何地文中無考⑲,明代以前靈州城址究競在何處?朱克辛、白述禮分別撰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他們認為古靈州城應在今靈武縣西南、吳忠市東北,具體地點略有不同,朱文認為在今吳忠市古城鄉古河崖下⑳;白文認為在今吳忠市東塔鄉石佛寺村㉑。李洪圖就元塔塔里城上溯唐豐安城,進行了簡要考證,認為其故址在今中寧縣境黃河北岸㉒。

  注:

  ①韓小忙,《1989年寧夏文物與考古文獻目錄》。

  ②吳尚仁、艾天恩,《市境發現古脊椎動物化石》,《石嘴山史志》1989年第1期。

  ③牛達生、杜玉冰:《石嘴山地區原始社會文化遺存》,《石嘴山史志》1989年第1期。

  ④鳴成,《我區發生一起嚴重破壞春秋戰國古墓事件》,《寧夏日報》1989年10月24日。

  ⑤許成、李進增,《固原馬莊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

  ⑥周興華,《寧夏中衛縣狼窩子坑的青銅短劍墓群》,《考古》1989年第11期。

  ⑦李志清、李樣石:《涇源發現漢代早期遺址》,《寧夏日報》1989年11月4日。

  ⑧宿白,《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札記》,楊泓:《略談北周李賢墓的陶俑和鐵刀》,《寧夏文物》總第3期。

  ⑨錢蒙年:《西夏陵是國寶要重視保護》,《寧夏日報》1989年1月12日。

  ⑩牛達生、杜玉冰:《銀川西夏陵》,《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

  ⑪許成、汪一鳴:《西夏京畿的皇家寺院》,《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

  ⑫楊繼賢:《寧夏西吉發現北宋鐵錢》,《中國錢幣》1989年第2期。

  ⑬周興華:《中衛發現一批西夏文物》,《寧夏日報》1989年6月24日。

  ⑭雷潤澤、于存海、何繼英:《寧夏拜寺口雙塔發現的大朝通寶和中統元寶交鈔》,《中國錢幣》1989年第4期。

  ⑮鐘侃:《寶中鐵路沿線我區境內發現一批文物》,《寧夏日報》丨990年1月6日。

  ⑯李祥石、趙安民:《黃羊灣巖畫》,《寧夏文物》1989年11月總第3期。

  ⑰許成、衛忠:《賀蘭山四眼井等地巖畫的新發現》,《中國考古學年鑒(1990)》。

  ⑱許成、衛忠:《淺析賀蘭山巖畫的分期與斷代》,《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

  ⑲李志清:《唐代吐谷渾居地“安樂州”及“長樂州”地辨》,《寧夏文物》1989年11月總第3期。

  ⑳朱克辛:《古靈州考》,《寧夏文史》第4輯,1989年6月。

  ㉑白述禮,、《古靈州城址初》,《寧夏史志研究》1989年第1期。

  ㉒李洪圖《塔塔里城考》,《寧夏日報》1989年3月4日。

  本文出自:《寧夏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78-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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