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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武軍: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史
發布時間:2019-09-10 15:33:46   來源:《絲綢之路研究集刊》    作者:孫武軍   點擊:

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學院 孫武軍)

  摘要:國外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整體研究已有140年歷史,可分為起步階段(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深入階段(20世紀后期,至1994年)、比較融合階段(1995年至今)等三個階段。國外針對單個神祇的個案研究有約30年歷史,主要是娜娜、莫茲多阿諾、歐索等神祇。國內自2011年開始有相關研究成果,與國外差距較大。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梳理與研究,對深入研究古代絲綢之路多種宗教,特別是瑣羅亞斯德教的神祇圖像的起源、演變及相互影響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

  貴霜既是古代中亞歷史研究的難點之一[1],也是熱點之一,諸如種族起源、帝位編年、宗教文化、藝術畛域、語言文獻等多曾為學術討論熱點[2]。貴霜瑣羅亞斯德教[3]神祇因其數量的眾多和圖像的豐富而成為古代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重要組成部分。貴霜地處中亞——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中段,既是古代瑣羅亞斯德教神祇圖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古代瑣羅亞斯德教神祇圖像傳播的中轉站之一。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圖像的梳理與研究,對深入研究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多種宗教,特別是瑣羅亞斯德教的神祇圖像的起源、演變及相互影響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

  國外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可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所有神祇的整體研究,二是對單個神祇的個案研究。[4]整體研究可根據研究的深度和資料的廣度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起步階段,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第二階段為深入階段,20世紀后期(至1994年);第三階段為羅巴塔克石碑發現后的比較融合階段,1995年至今。從研究史來看,單個神祇的個案研究建立在整體研究基礎之上,時間段從1990年至今,基本與整體研究的第三階段同時進行。由于瑣羅亞斯德教神祇主要出現在迦膩色伽一世和胡韋色伽錢幣上,所以研究成果也主要以這兩位帝王的錢幣為主。需要說明的是,整體研究的前兩個階段特別是第一階段,學界關于貴霜帝國的帝王在位時段還沒有明確的編年,貴霜與印度-斯基泰、大月氏等的關系未明確理清,所以會出現用“印度-斯基泰”、“大月氏”來指稱貴霜帝國的情況。

一 國外研究的起步階段,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

  國外關于貴霜錢幣所見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研究始于托馬斯。1877年,托馬斯(E. Thomas)發表《阿育王的早期信仰》一文,文章后半部分探討了印度-斯基泰錢幣上的眾多神祇,將這些神祇分為吠陀神祇、伊朗神祇、波斯神祇、希臘和希臘-羅馬神祇、婆羅門神祇、佛陀等六類(表1),并簡要分析了分類的依據和原因[5]。雖然今天看來托馬斯的研究存在割裂伊朗神祇和波斯神祇、將ΩΡΟΗ(Orom,奧爾穆,即阿胡拉·馬茲達)歸入吠陀神祇等缺陷,但在當時卻是難能可貴的。[6]托馬斯研究所使用的錢幣為從出土于白沙瓦的524枚錢幣中選擇出的93枚,是由貝利(E. C. Bayley)提供給托馬斯的,524枚錢幣后來入藏大英博物館。白沙瓦出土的另外60枚錢幣由弗里爾(Bartle Frere)帶回家,后來入藏印度政府圖書館。

  1886年,加德納(Percy Gardner)的《大英博物館所藏巴克特里亞和印度的希臘、斯基泰帝王錢幣》出版,為深入研究貴霜錢幣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在《大月氏金幣類型》一節中,加德納將大月氏金幣分為希臘和半希臘(Semi-Greek)神祇、波斯神祇、印度神祇、佛陀四種類型(表2)[7]。正如作者所言,他雖沒有托馬斯和霍夫曼(Georg Hoffmann)[8]豐富的語言學知識,但在錢幣和比較考古學上來研究要比他們具有優勢。在對神祇名稱的釋讀的比定過程中,如有與托馬斯和霍夫曼不同的看法,加德納都會特別予以說明。加德納研究的第一個創新是對神祇圖像的關注,因之而開創了貴霜錢幣神祇圖像學研究的先例,雖然僅道明了神祇手持法器名稱、神祇姿勢等;第二個創新是明確指出神祇的職能。

注:備注欄中“托”指托馬斯,“霍”指霍夫曼。

  1887年,25歲的斯坦因發表了他學術生涯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印度-斯基泰錢幣上的瑣羅亞斯德教神祇》[9],這篇論文也是他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博士后研究報告[10]。文章隨文錄有19枚錢幣的正面或反面圖版(以反面為主),涉及十余位神祇,該文主要是對錢幣銘文的研究,較少涉及神祇圖像,文章材料基本上來自早該文發表一年出版的加德納編著的錢幣圖錄著作。斯坦因這篇文章的創新性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開創了真正意義上貴霜錢幣所見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專題研究。該文是貴霜錢幣神祇研究史上第一篇在題目中明確標明“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文章。第二、以辨析錢幣銘文字母為基礎的神祇名稱的準確解讀。如米羅(MIOPO)的多種變體中的第一個“O”即為波斯語密赫爾(Mihr)中的“h”。PΑΟΡΗOPΟ(Shahrêvar紹雷羅)中的第一個“P”及KANHPKI(Kanishka迦膩色伽)、OOHPKI(Huvishka胡韋色伽)、KOPANO(Kushan貴霜)中的“P”均代表“sh”。第三、不同宗教傳統中神祇的橫向堪同。如米羅(Mihro)和赫利俄斯(Helios)對應密特拉(Mithras),塞勒涅(Selene)對應月神馬赫(Mah),法羅(Pharro)對應法爾(Farna)和赫瓦雷納(hvarena),蒂耶羅(Teiro)對應蒂爾(Tir)和蒂什特里亞(Tistrya,即漢文文獻中的得悉神),娜娜(Nana)對應那奈亞(Nanaia)等。第四、對同時出現在迦膩色伽和胡韋色伽錢幣反面神祇的關注。在對字母“P”代表“sh”的論證過程中,斯坦因比較了迦膩色伽和胡韋色伽錢幣上的阿多克索(ΑPΔΟXPO),認為雖然從圖像表現來看,阿多克索顯然承自希臘的堤喀(Tyche),但很難與此后瑣羅亞斯德教中的Ashishvang或Ardishvang堪同,這兩個詞均源于阿維斯塔語Ashis vanguhi。[11]

  1892年,坎寧漢發表《貴霜,或大月氏的錢幣》[12]一文,對貴霜錢幣所見神祇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該文可分為貴霜王序、錢幣類型圖錄、神祇注釋三部分。第一部分(第40-50頁)梳理了古希臘羅馬和中國關于貴霜帝王的文獻記載,在此基礎上結合錢幣銘文,排列出了貴霜王序:公元前10年,庫尤拉·卡德菲塞斯(Kujula Kadphises,丘就卻);公元30年,維馬·卡德菲塞斯(Wema Kadphises,閻膏珍);70年,庫尤拉·卡拉·卡德菲塞斯(Kujula Kara Kadphises);78年,迦膩色伽(Kanishka);120年,胡韋色伽(Huvishka);150年,瓦蘇提婆(Vâsu Deva)。第二部分(第51-82,98-127頁)首先引用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13]和韋斯特(Edward William West)[14]編譯的論著,將貴霜錢幣所見神祇依照七顆行星及星期七天的順序分為七種類型(七類后附“佛陀”),每個類型包括若干神祇(表3);隨后依帝王順序對201枚錢幣圖版的銘文和圖像進行了簡要描述,迦膩色伽(58枚)和胡韋色伽(103枚)因其錢幣數量多,故均按照七種類型排列。第三部分(第128-159頁)所收錄神祇的銘文釋讀、形象特征、同類神祇圖像之間的模仿、歸類原因等做了進一步說明。坎寧漢貴霜錢幣神祇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最為獨特的特征是對所有神祇進行七種類型的分法。坎寧漢明確指出他這樣分類的依據來自海德的著作和韋斯特編譯的《班達希申》[15](Bundahis,Bundahišn)。按照坎寧漢的論述,其所引海德著作的內容很有可能與《班達希申》一樣,原用巴列維文(中古波斯語)寫成,屬于伊斯蘭化伊朗的瑣羅亞斯德教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瑣羅亞斯德教有兩個系列的七神一組系統,一為早期的《阿維斯塔》中的“七位一體”善界至上神,即阿胡拉·馬茲達和阿姆沙斯潘丹(Amshāspandān)[16];一為后期的巴列維文《班達希申》,其第五章載行星的七首領見到星座的七首領[17]。這兩個系統所載神祇不能完全對應,原因在于后者已經摻入了具有星占色彩的七天為一周的星期制(即“七曜”[18]),星期制在伊斯蘭化之前的波斯是未采用的。[19]坎寧漢此方法固然獨到[20],但兩個系統之間神祇名稱的抵牾及七曜中多種語言名稱(胡名、波斯名、天竺名)與神祇名稱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第二、與之前學者相比,坎寧漢所用錢幣數量更多,因而也才能將迦膩色伽與胡韋色伽錢幣反面所見神祇分別標注。[21]由于坎寧漢曾于1861-1900年擔任英屬印度時期北印度考古部考古總監,此段時期也被稱為印度考古局發展史四個歷史時期的第二時期[22],其職位決定了他擁有更為全面的研究資料,事實上,《貴霜,或大月氏的錢幣》一文的資料除大多來自大英博物館外,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的收藏品。第三、圖像與銘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七大類型確定后,每個類型中神祇的歸入坎寧漢主要從神祇圖像出發,將相類似的歸入一類。在具體分析每一位神祇時,坎寧漢主要采取從多種語言、多種宗教對銘文進行釋讀的方式進行。第四、坎寧漢研究存在的不足之處。首先體現在將佛陀獨立出來,貴霜錢幣反面神祇是一個整體,雖然在具體研究時有必要分為不同宗教,但似不應將其中的一位獨立出來。其次為將佛陀以外的所有神祇納入七大類型中,造成貴霜帝國所有神祇(除佛陀)外就是七大排列整齊的神祇類型的錯覺。況且這七種類型還來自于后代,也就是說,貴霜帝國時期很可能并沒有這種畛域明晰的區分。

  1914年,懷特黑德編著《拉合爾旁遮普博物館所藏錢幣圖錄》第一卷《印度-希臘錢幣》出版,該著分為巴克特里亞和印度的希臘帝王錢幣、印度-斯基泰和印度-帕提亞錢幣、貴霜錢幣三部分。[24] 在神祇名稱釋讀方面,懷特黑德吸收以前學者如坎寧漢、拉普森(E. J. Rapson)、史密斯(Vincent Smith)等研究成果,由于圖錄體例所限,該著作僅在名稱釋讀外簡要描述神祇圖像,并非神祇的專門研究。

  1929年,美國學者格雷(Louis H. Gray)《伊朗宗教基礎》[25]出版,該著作對貴霜錢幣的伊朗萬神殿進行了系統研究,是少見的此類整體研究著作之一。據羅森菲爾德所述,該著作卻少為學界所關注,羅氏在寫作《貴霜王朝藝術》時,對該著作較多參考,因而使其得到了應有的重視。[26]

二 國外研究的深入階段,20世紀后期(至1994年)

  經過大約30年的衰微期,20世紀60年代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進入系統研究期。該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在之前出版的貴霜錢幣圖錄、歷史編年、遺址考古、雕塑藝術及貴霜錢幣神祇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更為系統的整體研究。

  肇始者,即為美國學者羅森菲爾德1967年出版的宏著——《貴霜王朝藝術》[27]。該著共九章,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前四章,依帝王順序從錢幣出發對貴霜帝國藝術進行專題研究;第二部分為后五章,除考察了馬土拉、蘇赫·科塔爾、佛教雕塑中的帝王、供養者、神祇肖像外,還對肖像中的服飾、武器、獅座、太陽象征、頭光、焰肩等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貴霜王朝藝術》第三章第四節“迦膩色伽和胡韋色伽錢幣上的神祇”[28]共列出34位神祇,是迄今仍不失為較全面的貴霜錢幣神祇研究。羅森菲爾德首先按照所屬整體文化背景將神祇大略分為希臘化和羅馬、印度、伊朗三類:希臘化和羅馬神祇包括赫拉克勒斯、赫利俄斯、赫淮斯托斯、羅馬(Rome?里什諾Rishno)、塞勒涅、塞拉皮斯;印度神祇包括佛陀、歐索(濕婆)、摩訶舍那、塞健陀-鳩摩羅、毗舍佉(Vishākha);伊朗神祇包括阿多克索、阿斯索、阿沙克索、洛阿斯波、馬諾巴戈、馬奧、馬茲達、密特拉、娜娜(那奈亞)、奧多、奧寧多、奧克索、Odiio、奧拉格諾、法羅、里什諾、紹雷羅(Sharevar)。[29]隨后按照神祇名稱的音序排列,從錢幣類型、神祇描述、神祇辨析等方面對26位(組)神祇進行了研究,涉及錢幣110余枚。[30]在第三章第五、六節,作者對未確定的錢幣類型及貴霜印章上的神祇做了簡要說明。羅森菲爾德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豐富的錢幣資料及其神祇圖像類型的簡明歸納。作者新增了美國錢幣學會所藏錢幣,另外,錢幣數量雖較坎寧漢少,但均為不同類型的代表錢幣,所以涉及神祇數量較坎寧漢要多。第二、不同藝術載體、不同宗教之間的比較。作者以貴霜錢幣神祇為主,同時將其與佛教、印度教雕塑及希臘羅馬錢幣上的神祇進行比較,探索神祇源流及混同情況。如風神奧多在佛教雕塑裝飾帶中以侍者的形象出現,阿多克索與印度神祇訶梨帝母(Hāritī)的混同,法羅與俱比羅-般阇迦(Kubera- Pāñcika)的混同等。又如關于娜娜(伊南娜-伊什塔爾)的美索不達米亞起源及其在帕提亞(帕爾米拉、哈特拉、蘇薩)的傳播,娜娜、那奈亞與阿納希塔的關系辨析,娜娜與作為濕婆配偶的烏瑪(Umā)或波哩婆提(Pārvatī)、埃及伊西絲(Isis)等之間的對等關系等,尤其是關于騎獅娜娜的比定,對以后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3年4月1日至5月31日,平山郁夫收藏絲綢之路錢幣在大英博物館展出,日本學者田邊勝美為展覽圖錄寫的文章涉及到多位貴霜錢幣神祇。[31]與之前西方學者多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不同,田邊勝美更多是從圖像學出發(語言學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研究貴霜錢幣神祇,如認為手持王冠站在馬旁的洛阿斯波(銘文含義為“一匹健壯的行進中的馬”)是馬神,有焰肩的是瑣羅亞斯德教火神和冶煉神阿斯索,有弦月光環的馬諾巴戈是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瓦胡馬納(Vohu Mano)。田邊勝美認為貴霜錢幣中有兩種風神,一種為手舉長袍或披肩的是奧多(伊朗的瓦塔Vata),另一種為三頭、手持三叉戟的是Vesho(伊朗的瓦尤Vayu的訛誤)。[32]頭上有一只鷹或鷲的是戰爭勝利之神韋雷斯拉格納(Verethragna),右手舉著一只鷹或鷲的是伊馬索,這兩位神祇頭部的裝飾與法羅神有一定聯系,但法羅(伊朗的赫瓦雷納Xvarnah)最主要特征是手持象征財富的手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女神伊南娜-伊什塔爾-那奈亞的形象明顯與女神阿納希塔混合,貴霜時期與獅子一起出現(或獅子單獨出現)的那奈亞、娜娜、娜娜紹、阿多克索等神祇是阿納希塔的巴克特里亞語形式。關于里斯托神,田邊勝美接受戈布爾的釋讀(Rishto、Rishno或Rishiti)和葛樂耐將其解釋為瑣羅亞斯德教正義女神阿爾什塔特(Arshtāt)的觀點,并認為其圖像表現借用了帕拉斯·雅典娜的形式。田邊勝美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將貴霜瑣羅亞斯德教與波斯(伊朗)瑣羅亞斯德教區別開來,其關于貴霜有兩種風神,即奧多和Vesho(學者一般認為是歐索)的觀點在學界反響較大。

  1994年,匈牙利學者哈爾馬塔主編并撰寫了其中三章的英文版《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出版,哈氏撰寫的三章中有一章為“貴霜帝國的宗教”。[33]哈爾馬塔按照年代順序梳理了貴霜帝國的宗教及神祇發展史,包括貴霜征服之前巴克特里亞的宗教生活、塞克人與貴霜人的古代宗教、貴霜翕侯時代、閻膏珍統治時期的宗教生活、迦膩色伽一世的宗教政策、“三王”(瓦什色伽、迦膩色迦二世、胡韋色伽)時期的宗教生活、胡韋色伽第二階段的新趨勢、融合與吸收。哈爾馬塔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錢幣神祇名稱與多種語言銘文的對堪。作為語言學家的哈爾馬塔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神祇方面展現了其他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特別是將學界很少涉及的奧博德(Auabod)釋讀為“Ahu budano”(意為“萬物的最高君主”,源自古伊朗語Ahu būtānām),即密特拉的巴克特里亞語名稱。第二、對丘就卻及之前的巴克特里亞、塞克及大月氏宗教進行了簡要梳理。由于材料甚為缺乏,哈爾馬塔的論述較為簡略,但畢竟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大概輪廓,從而對貴霜帝國之前的宗教情況有所把握。第三、提出了“希臘化詮釋”的概念。該概念在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時期指希臘人將當地神祇與希臘神祇相比定的做法。貴霜征服巴克特里亞之前,“伊朗、希臘和印度的宗教崇拜并列存在,它們各自以其豐富的宗教觀念與崇拜形式影響著對方,從而產生了宗教融合,這種宗教融合在貴霜政權建立于巴克特里亞之后,繼續影響著那里的宗教生活。”[34]貴霜帝國建立后,“希臘化詮釋”的主體由希臘人變為貴霜人,“貴霜的赫利俄斯、塞勒涅、赫淮斯托斯和那奈亞并非等同于希臘的赫利俄斯、塞勒涅、赫淮斯托斯和那奈亞,而是伊朗神米俄羅、毛烏、阿索及那納,他們是貴霜王朝的庇護神,是按照‘希臘化詮釋’而擁有了希臘的神明和希臘神的模樣。”[35]第四、在瑣羅亞斯德教、印度教、佛教之外,強調土著信仰及地方神祇的重要性。如前瑣羅亞斯德教伊朗的馬神洛阿斯波、地方神身份的戰神奧拉格諾、地方神阿多克索、東伊朗的水神與河神奧克索、卡菲爾(或努里斯坦)部落崇拜的伊馬索等。第五、迦膩色伽二世與胡韋色伽之間神祇增減變化及其原因的分析。前者的莫茲多阿諾,被后者的塞拉皮斯取代,似乎表明胡韋色伽宗教傾向于貴霜出口貨物的最重要市場埃及。伊朗戰神奧拉格諾,被一組印度戰神斯甘多等五位神祇取代,可能是貴霜宗教政策受到征討華氏城時所招募的印度戰士的影響。佛陀從胡韋色伽錢幣反面消失,并不意味著胡韋色伽忽視了佛教,而是因為他的宗教傾向表現為供養被佛教吸收的地方神祇。[36]

三 羅巴塔克石碑發現后的比較融合階段,1995年至今

  1993年發現的羅巴塔克石碑[37]是貴霜神祇特別是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的另一個重要載體,石碑上的銘文為以希臘字母拼寫的巴克特里亞語,碑文中將這種語言稱為雅利安語(Arian)[38]。

  1995年,英國學者威廉姆斯與克里布合作的文章《一件新發現的迦膩色伽時期的巴克特里亞語銘文》發表,該文第一部分題為“羅巴塔克銘文的文本與注釋”,由威廉姆斯執筆;第二部分題為“羅巴塔克銘文的歷史意義與錢幣語境”[39],由克里布執筆。在“貴霜宗教和王室神廟”一節,克里布專門討論貴霜萬神殿的眾神、神祇名稱從希臘語到巴克特里亞語的轉變等問題。克里布是第一位將羅巴塔克銘文與貴霜錢幣銘文勘同及對比來研究貴霜宗教神祇的學者,他認為迦膩色伽錢幣中占主導地位的六位神祇是娜娜、米羅(日神)、馬奧(月神)、阿斯索(火神)、奧多(風神)、歐索(以印度神祇濕婆的形式出現),羅巴塔克銘文的神祇則包括娜娜、烏瑪(烏瑪·波哩婆提)、阿胡拉馬茲達、莫茲多阿諾(濕婆)、斯羅沙德(Sroshard,印度教所謂摩訶舍那、毗舍佉)、納拉薩(Narasa)、米羅。只有兩位神祇即娜娜和米羅同時出現在羅巴塔克銘文和錢幣銘文中,迦膩色伽早期的2德拉克馬銅幣上的希臘語銘文那奈亞和赫利俄斯,即娜娜和米羅。銘文中用小號字注釋斯羅沙德的“印度教所謂摩訶舍那、毗舍佉”分別以馬塞諾和比扎戈的形式出現在胡韋色伽錢幣中。神祇名稱之間的翻譯似乎表明那些被命名為瑣羅亞斯德教的神祇具有印度教的身份。

  1998年,克里布發表《巴克特里亞與印度的希臘語錢幣的終結及其對貴霜錢幣系統的影響》一文[40],該文前半部分討論了羅巴塔克銘文、巴克特里亞語、巴克特里亞與印度的希臘語遺存、從希臘語到巴克特里亞語轉變的闡釋、巴克特里亞與印度的希臘錢幣傳統、早期貴霜的幣制改革等問題,后半部分則專門討論神祇,包括眾神名稱的變化、希臘或貴霜的宗教圖像、迦膩色伽錢幣上眾神的角色等。克里布在該文中使用“準瑣羅亞斯德教萬神殿”(quasi-Zoroastrian pantheon)一詞來概括迦膩色伽時期的宗教神祇,并對1995年的論述有所擴充,迦膩色伽錢幣神祇有:赫利俄斯(米羅)、塞勒涅(馬奧)、那奈亞(娜娜)、赫淮斯托斯(阿斯索)、阿涅摩斯(奧多)、赫拉克勒斯(歐索);羅巴塔克銘文神祇有:娜娜、奧瑪(烏瑪)、奧爾莫茲多(阿胡拉馬茲達)、莫茲多阿諾(仁慈者)、斯羅沙多(斯羅沙德)、納拉騷(納拉薩)、米羅(密特拉)。克里布將迦膩色伽一世時期金幣打壓用法分為四個階段:1.希臘語銘文(正面和反面);2.希臘語銘文(正面),原為希臘語銘文重新打壓為巴克特里亞語銘文(反面);3.原為希臘語銘文重新打壓為巴克特里亞語銘文(正面),巴克特里亞語銘文(反面);4.巴克特里亞語銘文(正面和反面)。克里布認為雖然迦膩色伽時期貴霜錢幣的打壓制法來自希臘和羅馬,特別是具有“現實主義”人形的神祇圖像,與印度錢幣的象征符號神祇圖像與伊朗錢幣的神祇圖像的缺乏形成鮮明對照;但貴霜錢幣仍然在其圖像和細節上體現出眾多非希臘特征。總之,迦膩色伽時期貴霜錢幣是由希臘傳統的藝術家或藝術團體來設計鑄造的,但在法器和服飾方面眾多伊朗神祇與此區域之前(希臘-巴克特里亞)出現的希臘神祇有著很大的不同。可以看出,克里布對于學界過于強調希臘對貴霜錢幣的影響持反對意見。作為錢幣學家,克里布對于貴霜錢幣的打壓制法、鑄造主體、銘文演變、圖像細節等的研究對于學界研究貴霜錢幣神祇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2006年,美國學者卡特發表《羅巴塔克碑銘中迦膩色伽的巴克特里亞萬神殿:錢幣學證據》[41]一文,是目前學界唯一一篇關于羅巴塔克銘文中神祇的專題研究。與克里布1995年、1998年的文章相比,卡特此文雖然篇幅較小,但論題聚焦神祇,故而論述相對而言更為深入。卡特按照神祇在銘文中出現的順序,列出了羅巴塔克與錢幣中神祇的對應關系(表4),此部分內容之前學界的語言學家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很難有創新。卡特文章的獨到之處主要體現探尋神祇的神話淵源,一是娜娜、奧摩的希臘、弗里吉亞來源,二是莫茲多阿諾的伊朗帝王塔赫姆拉斯(Tahmūras)[42]及印度-斯基泰騎馬傳統,三是斯羅沙多和納拉紹的阿維斯陀語和中古波斯語來源。文章最后指出羅巴塔克銘文體現的是巴克特里亞地區的宗教崇拜,并非貴霜帝國的所有疆土,羅巴塔克神廟的修繕、保護及儀式功能主要由當地政府官員負責,此論有一定說服力。

  2009年,意大利學者尼奧利發表《關于羅巴塔克銘文宗教意義的若干見解》[43]一文,對羅巴塔克銘文中的娜娜神與奧摩神的關系、“所有神祇”的指稱、莫茲多阿諾神的比定等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尼奧利的新見主要體現在將莫茲多阿諾比定為印度教神祇樓陀羅(Rudra)或濕婆,認為其與伊朗瓦尤神無涉[44],隱藏在羅巴塔克銘文中莫茲多阿諾神和奧摩神之后的可能就是歐索-奧摩(Oēšo-Ommo)神祇夫婦,即濕婆-烏瑪(Śiva-Umā)。尼奧利接受20世紀70年代福斯曼提出的“伊朗的復興”(renouveau iranien)一詞,認為至少在迦膩色伽一世時期,貴霜帝國上層社會對伊朗宗教文化充滿傾慕之情,并付諸行動,大力發揚。

  2010年,法國學者葛樂耐《印度裝束下的伊朗神祇:2-8世紀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的瑣羅亞斯德教萬神殿》一文發表,該文對“貴霜的瑣羅亞斯德教萬神殿”和“粟特的瑣羅亞斯德教萬神殿”進行了概括介紹,對個別容易混淆的神祇做了簡要辨析。[45]在“貴霜的瑣羅亞斯德教萬神殿”一節,葛樂耐列舉了迦膩色伽和胡韋色伽錢幣上15位瑣羅亞斯德教神祇與希臘眾神的對應關系(表5,序號1-15)。與尼奧利“伊朗的復興”觀點不同,葛樂耐指出,貴霜帝國及其繼承者貴霜-薩珊王朝所信奉的主神一直是印度的伐由-濕婆,雖然貴霜-薩珊統治者的錢幣上帝王們稱呼自己為“馬茲達教主”,而且錢幣上出現瑣羅亞斯德教的標志圣火壇。葛樂耐研究的最主要成就是將貴霜神祇與希臘、印度等神祇對應,使讀者能夠獲得不同宗教之間神祇的混同情況。該文之微瑕體現在:第一、以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系統為標準排序,未顯示出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系統的獨特性和神祇的主次地位,與此相關的是,未列出神祇的巴克特里亞語名稱。第二、迦膩色伽一世之前帝王的神祇未明確標示,不能看出整個貴霜帝國神祇的發展演變情況,雖然作者的重心在迦膩色伽一世和胡韋色伽時期,但容易使讀者產生貴霜帝國并無希臘神祇的錯誤感知。

  2012年,布雷斯《貴霜的政治、贊助者與萎縮的萬神殿》[46]一文發表,該文為貴霜神祇研究的又一力作。該文分為十部分,依次為概述,希臘神祇名稱與圖像,羅馬、埃及和巴克特里亞——胡韋色伽錢幣的次等諸神,印度諸神,歷時的漸次萎縮,貴霜贊助者,其他皇室捐助,其他私人捐助,失誤與設計,結語。該文第一個亮點是提出了“萎縮”的概念。“萎縮”有兩層含義,一是希臘化的希臘因素在貴霜歷代帝王萬神殿的逐漸消失,成為伊朗神祇的外表;二是胡韋色伽以后貴霜萬神殿神祇總數的逐漸縮減,最后的幾位帝王如瓦蘇提婆錢幣僅有三位神祇,他的繼承者僅有兩位神祇(歐索和阿多克索),瓦蘇提婆二世及以后僅有阿多克索。第二個亮點是對貴霜神祇的崇拜主體的歸納,錢幣之外,作者將圣所的崇拜主體,即贊助者或供養者分為皇室贊助和大眾崇拜兩個層次。第三個亮點是作者提出了供以后學者研究的新問題。包括:如何解釋貴霜錢幣中鮮明的異質元素?或者官方捐助佛教的明確統一?以及這些不同元素、決策層之間如何相互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調和了貴霜帝王的實際做法與將他們視為佛教徒的明顯后起的看法之間的矛盾呢?面對瓦蘇提婆之后越來越差的錢幣和越來越少的銘文,我們能對貴霜帝王不斷變化的宗教行為做出客觀的判斷和解釋嗎?[47]

四 國外單個神祇的研究

  除了以上對貴霜神祇進行整體觀照外,學界還有一些研究單個神祇的成果,比較重要的成果有:田邊勝美[48]、美國學者波茨[49]、土耳其學者阿卜杜拉耶夫[50]、德國學者法爾克[51]的娜娜神(圖1[52],圖2[53])研究;田邊勝美[54]的阿涅摩斯神和奧多神(圖3[55])研究;威廉姆斯[56]、藤原達也[57]的莫茲多阿諾神(圖4[58])研究;葛樂耐[59]的伊馬索(伊馬斯)神(圖5[60])研究;馬古爾[61]的米羅(密特拉)神(圖6[62])研究;田邊勝美[63]、意大利學者穆齊奧[64]、克里布[65]的歐索(濕婆)神(圖7[66])研究;克里布[67]、田邊勝美[68]的佛陀(圖8[69])研究;亨廷頓[70]的彌勒研究;理查德·曼[71]的斯甘多(塞健陀)研究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的后起之秀,以色列學者申卡爾[72]、伊朗裔德國學者法里德內賈德[73]的研究成果,他們對伊斯蘭化之前中亞、西亞的瑣羅亞斯德教神祇進行專題研究,其中亦涉及貴霜神祇。

  申卡爾的《非像象征與雕刻偶像:伊斯蘭化前伊朗世界的神祇圖像》于2014年出版,該著為作者2013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的修訂版,博士畢業后作者又進入法蘭西學院,受業于葛樂耐,對博士論文進行了修訂。作者吸收了歐美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雖于中國學界關注極少,但其著作仍不啻為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的必備參考書。該著作主要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對十種來源的書面文獻的梳理,其二是“圖像的萬神殿”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圖像的萬神殿”是該著作的核心部分,作者對確定的29位神祇和不確定的6位神祇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亞王朝、希臘化時期均只有1位神祇圖像,貴霜帝國有至少18位確定的和2位存疑的伊朗神祇圖像,薩珊王朝有5位確定的和3位存疑的神祇圖像,粟特有6位確定的和7位存疑的神祇圖像,貴霜-薩珊有4位神祇圖像,貴霜-薩珊之后的巴克特里亞有2位確定的和1位存疑的神祇圖像,花拉子模僅有娜娜圖像。[74]

五 國內的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

  2011年,國內有兩篇關于貴霜瑣羅亞斯德教神祇研究的文章發表。其一為林梅村所著《貴霜帝國的萬神殿》[75],該文前三部分分別為大月氏王國、伽德菲德斯王朝、迦膩色伽王朝,依朝代順序梳理了貴霜的宗教及神祇概況。第四部分“伊朗諸神”,先后列舉了9位神祇,娜娜、阿胡拉·馬茲達(馬諾巴戈)、光明之神(米羅)、月神(馬奧)、風神(奧多)、豐收女神(阿多克索)、火神(阿斯索)、財神(法羅)、正義女神(里斯托)。第五部分“印度系統”包括濕婆(歐索)、軍神(馬塞諾)、佛像。林梅村的研究有兩個突出特點,其一是對貴霜宗教及神祇的歷時性梳理,其二是將錢幣與浮雕、壁畫、腰帶、金銀器等上的神祇圖像進行比堪。值得注意的是,與學界一般將馬諾巴戈釋作瑣羅亞斯德教六位大天神中的第一位,即代表阿胡拉·馬茲達的智慧與善良的瓦胡馬納不同,林梅村將其釋為阿胡拉·馬茲達。

  另一為羅帥所著《羅巴塔克碑銘譯注與研究》[76],該文在較為充分地吸收國內外學界研究成果基礎上,對羅巴塔克銘文中的神祇進行了注釋分析,認為銘文中的9位神祇(銘文正文中7位,小號字注釋2位)可分為兩大神祇系統:伊朗的瑣羅亞斯德教神祇和印度的婆羅門教神祇。前者包括阿胡拉·馬茲達(Aurmuzd)、米希爾(Mihir)、娜娜、納拉薩、斯羅沙德等五位神祇;后者包括烏摩、馬茲達萬(Muzhduwan)、摩訶舍那、毗舍佉等四位神祇。與學界一般將莫茲多阿諾(馬茲達萬)歸于伊朗不同,該文將其歸入印度系統。

  2012年,國內第一部貴霜錢幣著作《貴霜帝國之錢幣》出版,作者杜維善一直關注、收藏、研究絲綢之路錢幣,是中國收藏貴霜錢幣種類最多的機構上海博物館絲綢之路錢幣的的捐贈者。該著同時具有研究和圖錄功能,前為貴霜歷史及錢幣型式、重量、錢文、神祇、分期及相關問題研究,后為“圖鑒”,依帝王先后順序收錄195枚錢幣圖錄。在“貴霜帝國錢幣上的神祇”一節[77],作者引用坎寧漢的貴霜神祇七系統說,列表統計了迦膩色伽一世和胡韋色伽錢幣反面所出現的神祇。另外,作者對迦膩色伽一世錢幣反面所見佛陀、彌勒圖像做了簡要論述。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絲綢之路祆教神祇圖像傳播研究”(項目編號:16CZS072)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日)小谷仲男著:《大月氏:尋找中亞謎一樣的民族》,王仲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序言”,第1頁。余太山:《貴霜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2] 匈牙利學者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的《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共二十章,其中七章(第7、11-15、17章)與貴霜有關,占全書章節比例略超三分之一。這七章涉及貴霜的七個方面,依次為早期歷史(月氏人)、人種、經濟社會制度、城市生活、宗教、藝術、語言文獻等,可以看作是一部內容較為全面的“貴霜史”。《中亞文明史》第二卷英文原版出版于1994年,所引用參考文獻基本上不晚于1990年,雖然距今已二十余年,但從中依然能感受到高漲的貴霜研究熱情。J.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

  [3] 關于貴霜瑣羅亞斯德教在整個古代瑣羅亞斯德教發展史上的地位,以往學界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近年,這種情況在逐步得到改善。參見Frantz Grenet, Zoroastrianism in Central Asia, In: Michael Stausberg, Yuhan Sohrab-Dinshaw Vevaina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Zoroastrianis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pp. 129-146. Frantz Grenet, Zoroastrianism among the Kushans, In: Harry Falk (ed.),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pen Verlag, 2015, pp. 203-239.從神祇角度來看,貴霜瑣羅亞斯德教完全有資格被稱為第七個版本的瑣羅亞斯德教,按照蔡鴻生、林悟殊的命名規則,或可徑稱“中亞貴霜版”,排列于“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版”和“波斯薩珊王朝版”之間。蔡鴻生、林悟殊等先生認為,瑣羅亞斯德教有六個版本: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版、波斯薩珊王朝版、中亞粟特版、中古中國版、現代伊朗本土版和印度巴斯版。詳見林悟殊:《中譯本序(二)》,(英)瑪麗·博伊斯:《伊朗瑣羅亞斯德教村落》,張小貴、殷小平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序”,第7-9頁。

  [4] 這是大致的區分,少數整體研究成果中,也會出現對某些單個神祇比較詳細的考證。

  [5] E. Thomas, The Early Faith of Aṣo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 9, No. 2, 1877, pp. 224-231, p. 225, Table.

  [6] 托馬斯之所以能稱為研究貴霜錢幣神祇的先驅,與他曾編訂、注釋的被稱為“印度錢幣和考古里程碑之作”的《詹姆斯·普林塞普后期有關印度文物、歷史、錢幣和文書論文集》(E. Thomas (ed.), Essays on Indian Antiquities, Historic, Numismatic, and Palæographic, of the late James Prinsep, Vol. I, II, London: John Murray, 1858.)不無關系。Pallavi Dubey, Kushanas in North India: A Numismatic and Archaeological Study, University of Delhi Ph.D. Dissertation, 2013, p. 5.

  [7] Percy Gardner,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1886, pp. lix-lxvii.

  [8] Georg Hoffmann, Auszüge aus Syrischen Akten persischer Märtyrer,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Vol.7, No. 3, 1880.

  [9] Aurel Stein, Zoroastrian Deities on Indo-Scythian Coins,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1, No. 10, August, 1887, pp.1-12. 次年該文收錄于期刊《印度文物》第17輯,Aurel Stein, Zoroastrian Deities on Indo-Scythian Coins, The Indian Antiquary, Vol. XVII, 1888, pp. 89-98.

  [10] 陳自仁:《殞命中亞:斯坦因探險考古生涯》,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11] Aurel Stein, Zoroastrian Deities on Indo-Scythian Coins,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1, No. 10, August, 1887, p.11. Ashis vanguhi,即Ashis ahurahe,意為“阿什,阿胡拉之(女)”,瑣羅亞斯德教中司婚姻、幸福之神。

  [12] A. Cunningham, Coins of the Kushâns, or Great Yue-ti,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12, 1892, pp. 40-82, 98-159.

  [13] Thomas Hyde, Historia Religionis Veterum Persarum, Eorumque Magorum, Oxford: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700, p. 100. 該著第二版60年后出版,Thomas Hyde, Veterum Persarum et Parthorum et Medorum religionis historia, Oxford: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760.

  [14] E. W. West (tr.) , Pahlavi Texts, Part I, The Bundahis, Bahman Yast, and Shâyast lâ-Shâyast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V)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0, p. 21.

  [15] 又音譯為《本達希申》、《本達希欣》、《班達喜興》等,意譯《創世記》,成書于公元9世紀或12世紀,闡述世界的創造、動物和植物的由來和情狀、善與惡、死者復活等,主旨在于闡述事物之本質,描述世界終結和末日審判。魏慶征:《古代伊朗神話》,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31頁。

  [16] 動物神瓦胡馬納(Vahumana)、火神阿沙·瓦希什塔(Asha-Vahishta)、金屬神赫沙特拉·瓦伊里亞(Khshatra-Vairiya)、土地神斯彭塔·阿爾邁提(Spentā-ārmaiti)、水神胡爾瓦塔特(Haurvatāt)、植物神阿梅雷塔特(Ameretāt)。(伊朗)賈利爾•杜斯特哈赫選編:《阿維斯塔——瑣羅亞斯德教圣書》,元文琪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40-541頁。

  [17] E. W. West (tr.) , Pahlavi Texts, Part I, The Bundahis, Bahman Yast, and Shâyast lâ-Shâyast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V)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0, p. 21. 魏慶征:《古代伊朗神話》,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140頁。

  [18]《宿曜經》,全名《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兇時日善惡宿曜經》,公元759年不空譯成,764年楊景風注釋。關于“七曜”的多種語言名稱對堪,參見江曉原:《天學真原》,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41頁;鈕衛星:《西望梵天:漢譯佛經中的天文學源流》,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9-121頁。

  [19] 元文琪:《二元神論:古波斯宗教神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08頁。

  [20] 德國學者布洛赫采納了坎寧漢的方法,并將其推演為完整的行星和占星學系統。Theodore Bloch, Die Zoroastrischen Gottheiten auf den Münzen der Kuṣaṇa - Köni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64, No. 4 (1910), pp. 739-744.

  [21] 見該文第61-62頁所列統計表。

  [22] 鄒飛:《印度考古局發展史的四個歷史時期》,《南亞研究季刊》2015年第3期。

  [23] 未翻譯為中文的神祇為未確定或與其他學者釋讀不同的神祇。不同的釋讀結果如下:“Ombor”,或為奧博德(Auabod);“Ridê”,或為里斯托(Rishto/Rishti),分別見(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257、256頁。“Zeiro or Zero”,或為蒂耶羅(Teiro),見Aurel Stein, Zoroastrian Deities on Indo-Scythian Coins,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 Vol.1, No. 10, August, 1887, pp. 6-7.

  [24] R. B. Whitehead, 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Panjab Museum, Lahore, Vol. I. Indo-Greek Coi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25] Louis H. Gray,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ranian Religions, Journal of the K. R. Cama Oriental Institute, Vol. 15, 1929, pp. 1-229.筆者惜未覓得該宏著,僅能從羅氏《貴霜王朝藝術》所引略知一二。

  [26] 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xviii.

  [27] 該著原為作者1955年春至1959年春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研究的學位論文,博士畢業后作者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對論文進行了修訂,最終于1962年2月完成。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xvii-xviii.

  [28] 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69-100.

  [29]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神祇出現的頻率有特別注明,頻率高的有歐索、阿多克索、阿斯索、馬奧、密特拉、法羅;頻率居中的有摩訶舍那、塞健陀-鳩摩羅、毗舍佉、馬諾巴戈、奧多、奧寧多、紹雷羅;其余為頻率低的神祇。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72.

  [30] 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74-100. 1.阿多克索,2.阿沙克索,3.阿斯索,4.佛陀(4a.釋迦摩尼佛陀,4b.大神佛陀),5.赫利俄斯,6.赫淮斯托斯,7.赫拉克勒斯,8.洛阿斯波,9.馬塞諾,10.馬諾巴戈,11.馬奧(11a.馬奧-米羅),12米羅,13.莫茲多阿諾(13a.奧爾莫茲多),14.娜娜(變體Nano,Nanao,14a.娜娜紹,14b.紹娜娜),15.那奈亞,16.奧多,17.奧寧多,18.奧克索,19.歐索(19a.歐索-娜娜,19b.歐索-奧摩),20.奧拉格諾,21.法羅,22.里什諾(Rishno)或里翁(Rion),23.塞勒涅,24.塞拉皮斯,25.紹雷羅,26.斯甘多-科馬羅,(馬塞諾),比扎戈。其中關于娜娜(變體Nano、Nanao、Nanashao、Shaonana)神祇的考辨占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31] Katsumi Tanabe, Silk Road Coins: The Hirayama Collection, Kamakura: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1993. 相關章節漢譯本:(日)田邊勝美著:《絲綢之路錢幣藝術及造型(一)》,趙靜譯,《新疆錢幣》1997年第1期,第2-9頁;(日)田邊勝美著:《絲綢之路錢幣藝術及造型(二)》,趙靜譯,《新疆錢幣》1997年第2期,第1-6頁。

  [32] 關于兩種風神的研究,田邊勝美之前已發表過論文專門研究。Katsumi Tanabe, The Kushan Representation of ANEMOS/OADO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entral Asian and Far Eastern Wind God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1, 1990 , pp. 51-80. Katsumi Tanabe, ΟHÞΟ: Another Kushan Wind God,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2, 1991-1992, pp. 51-72.

  [33] J. Harmatta, Religions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J.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p. 313-329. 漢譯本:(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著,《貴霜帝國的宗教》,(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244-258頁。

  [34] (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著,《貴霜帝國的宗教》,(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245頁。

  [35] (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著,《貴霜帝國的宗教》,(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251頁。

  [36] (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著,《貴霜帝國的宗教》,(匈牙利)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傳明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255-256頁。

  [37] 羅帥:《羅巴塔克碑銘譯注與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6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13-135頁。

  [38] (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著:《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文獻》,李鳴飛、李艷玲譯,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81頁。

  [39] Joe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Part II: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 and Numismatic Contex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4, 1995-1996, pp. 98-142.

  [40] Joe Cribb, The end of Greek coinage in Bactria and India and its evidence for the Kushan coinage system, In: R. Ashton, S. Hurter (eds.), Studies in Greek Numismatics in Memory of Martin Jessop Price,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98, pp. 83-98.

  [41] M. L. Carter, Kaniṣka’s Bactrian Pantheon in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In: A. Panaino, A. Pira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as Iranologica Europæa (Held in Ravenna, 6-11 October 2003). Vol. I. Ancient 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 Milano: Mimesis, 2006, pp. 351-358.

  [42] 塔赫姆拉斯為傳說中伊朗雅利安人的丕什達德王朝帝王,《阿維斯塔·亞什特》第19章28-29節載,塔赫姆拉斯是七個國家的統治者,戰勝了所有的愚氓、妖魔、巫師和女妖,并將阿赫里曼變成了一匹馬,從地球的一邊趕到另一邊,為期三十年。(伊朗)賈利爾•杜斯特哈赫選編:《阿維斯塔——瑣羅亞斯德教圣書》,元文琪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69頁。

  [43] Gherardo Gnoli, Some Notes upon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In: W. Sundermann, A. Hintze and F. de Blois (eds.),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pp. 141-160.

  [44] 這一點與洪巴赫、葛樂耐、田邊勝美及威廉姆斯的觀點不同,他們認為是伊朗風神瓦尤,瑣羅亞斯德教觀念中有三種類型的風:好的、壞的、混合的。

  [45] Frantz Grenet, Iranian Gods in Hindu Garb: The Zoroastrian Pantheon of the Bactrians and Sogdians, Second – Eigh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Vol. 20, 2006 [2010], pp. 87-99. 漢譯本見(法)葛樂耐著:《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毛銘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111-132頁,關于貴霜神祇見第114-121頁。

  [46] Robert Bracey, Policy, Patronage, and the Shrinking Pantheon of the Kushans,In: Vidula Jayasval (ed.), Glory of the Kushans: Recent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12, pp. 197-217.

  [47] Robert Bracey, Policy, Patronage, and the Shrinking Pantheon of the Kushans,In: Vidula Jayasval (ed.), Glory of the Kushans: Recent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12, p. 216.

  [48] 田邊勝美:《獅子に乘るナナー女神》,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15卷 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9年,第318-323頁。

  [49] D. T. Potts, Nana in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7, 2001, pp. 23-37.

  [50] Kazim Abdullaev, Nana in Bactrian Art: New Data on Kushan Religious Iconography based on the material of Payonkurgan in Northern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9, 2003, pp. 15-38.

  [51] Harry Falk, Kushan Rule Granted by Nana: The Background of a Heavenly Legitimation, In: Harry Falk (ed.),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pen Verlag, 2015, pp.265-299.

  [52] Harry Falk, Kushan Rule Granted by Nana: The Background of a Heavenly Legitimation, In: Harry Falk (ed.),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pen Verlag, 2015, p. 265, Fig. 2.

  [53] 田邊勝美:《獅子に乘るナナー女神》,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15卷 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9年,第320頁,圖270。

  [54] Katsumi Tanabe, The Kushan Representation of ANEMOS/OADO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entral Asian and Far Eastern Wind God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1, 1990 , pp. 51-80.

  [55] http://coinindia.com/Kanishka-3108-S368.jpg

  [56] Nicholas Sims-Williams, A Bactrian go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0, No. 2, 1997, pp. 336-338.

  [57]藤原達也:《雙頭馬の騎手:クシャンとヵーフィルーカラシュをつなぐもの》,《オリエント》第42卷1號,1999年,第29-52頁。

  [58] Michael Shenkar, Intangible Spirits and Graven Images: The Iconography of Deities in the Pre-Islamic Iranian World, Leiden: Brill, 2014, p. 379, COLOR PLATE 14.

  [59] Frantz Grenet, Yima en Bactriane et en Sogdiane: nouveaux documents, Dans: Samra Azarnouche, Céline Redard (éds.), Yama/Yima. Variations Indo-Iraniennes sur la geste mythiqu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12, pp. 83-94, 241-244.

  [60] Frantz Grenet, Yima en Bactriane et en Sogdiane: nouveaux documents, Dans: Samra Azarnouche, Céline Redard (éds.), Yama/Yima. Variations Indo-Iraniennes sur la geste mythiqu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12, p. 241, Pl. I, 2.

  [61] Emilia Smagur, Mithra on Kanishka and Huvishka coins, Studies in Ancient Art and Civilization, Vol. 16, 2012, pp. 201-211.

  [62] http://coinindia.com/Huvishka-G137-494.3.jpg

  [63] Katsumi Tanabe, ΟHÞΟ: Another Kushan Wind God,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2, 1991-1992, pp. 51-72.

  [64] C. Lo Muzio, OHÞO: A Sovereign God,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4, 1995-1996, pp. 161-174.

  [65] J. Cribb, Shiva Images on Kushan and Kushano-Sasanian Coins, In: K. Tanabe, J. Cribb and H. Wang (ed.), Studies in Silk Road Coins and Culture: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Ikuo Hirayama on his 65th Birthday, Kamakura: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1997, pp. 11-66.

  [66] http://coinindia.com/Kanishka-G62-627.01.jpg

  [67] 先后發表四篇文章。Joe Cribb, Kaniṣka's Buddha Coins – The Official Iconography of Śākyamuni & Maitrey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3, No. 2, 1980: pp. 79-88. Joe Cribb,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In: Bridget Allchin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1: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31-244. Joe Cribb, A re-examination of the Buddha images on the coins of King Kaniṣka: new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the Buddha image in Gandharan Art, In: A.K. Narain (ed.), Studies in Buddhist Art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Kanak Publishers, 1985, pp.59-87, plates 9-14. Joe Cribb, Kanishka's Buddha Image Coins Revisited,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6, 1999/2000, pp. 151-189.

  [68] Katsumi Tanabe, Kanishka I's Coins with the Buddha Image on the Reverse and Some References to the Art of Gandhara, Orient, Vol. 10, 1974, pp. 31-56, pl. 1-4. Katsumi Tanabe, A New Gold Dinar of Kanishka I with the Buddha Image, Orient, Vol. 23, 1987, pp. 132-151.(日)田邊勝美著,《迦膩色迦一世金幣的釋迦牟尼像》,林保堯譯,《藝術學》第3期,1989年,第223-248頁。

  [69] http://coinindia.com/Kanishka-G66-CNG.jpg

  [70] John C. Huntington, A Re-examination of a Kaniṣka Period Tetradrachm Coin Type with an Image of Mētrago / Maitreya on the Reverse (Göbl 793.1) and a Brief Notice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cription Relative to Bactro - Gandhāran Buddhist Iconography of the Period,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16, No. 2, 1993, pp. 355-374.

  [71] Richard D. Mann, The Early Cult of Skanda in North India: From Demon to Divine Son, McMaster University Ph.D. Thesis, 2003.

  [72] Michael Shenkar, Intangible Spirits and Graven Images: The Iconography of Deities in the Pre-Islamic Iranian World, Leiden: Brill, 2014.借此機會感謝申卡爾惠賜宏著。

  [73]在第五章第六節,作者首先簡要分析了羅巴塔克銘文,隨后對貴霜萬神殿中的17位神祇進行了考辨。Shervin Farridnejad, Die Sprache der Bilder: Eine Studie zur ikonographischen Exegese der anthropomorphen Götterbilder im Zoroastrismus,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Ph.D. Thesis, 2014, pp.379-401.

  [74] Michael Shenkar, Intangible Spirits and Graven Images: The Iconography of Deities in the Pre-Islamic Iranian World, Leiden: Brill, 2014, p. 191. 貴霜帝國18位確定的伊朗神祇為阿胡拉•馬茲達、阿什、阿爾什塔特、阿塔爾、德爾瓦斯帕、馬赫、密特拉、莫茲多阿諾、娜娜、奧克斯(瓦克什)、赫瓦雷納、沙赫里瓦爾、蒂什特里亞(蒂爾)、瓦南特、瓦塔、瓦尤、韋雷斯拉格納、伊馬;2位存疑的伊朗神祇為斯勞沙、瓦胡·馬納。

  [75] 林梅村:《貴霜帝國的萬神殿》,上海博物館編《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第15-27頁。

  [76] 羅帥:《羅巴塔克碑銘譯注與研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6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13-135頁。

  [77] 杜維善:《貴霜帝國之錢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46頁。

  附記:感謝張小貴教授、羅帥博士為本文寫作分別提供了一部著作和一篇論文!

  編者按,本文原載于沙武田主編《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引用請據原文。

  文稿審核:沈睿文

  排版編輯:馬強 馬曉玲 王洋洋 錢雨琨

  出品單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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