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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見祥:二〇一八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與思考
發布時間:2019-07-30 15:24:17   來源:文博中國    作者:丁見祥   點擊:

2018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隊

  人類對自身的歷史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海洋占據了地球表面的71%,無疑是封存人類過往的重要場所。19世紀上半葉的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甚至認為“在人類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海底聚集的人類藝術品和工業紀念物的數量可能比大陸上任何一個時期保存的還要多”。正因如此,人類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了對水下世界的探索。伴隨著19世紀中葉以來考古學的深入發展,水下考古逐漸醞釀、成熟,最終成為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平均海深3733米,其中深度超過1000米者占據了海洋總面積的90%,單從這些數字來看深海考古就是水下考古的重要領域,它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蹣跚起步并取得了長足發展。

▲ 西沙群島海域
 

緣起與背景

  近年來,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推進,水下考古尤其是南海海域的水下考古獲得了一些發展的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基于這一新的形勢,國家文物局于2017年5月12日在海口召開了“南海和水下考古工作會議”,專門探討南海水下考古與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有關問題。根據此次會議的精神與水下考古發展的實際需要,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與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積極醞釀、探討中國深海考古工作的各項事宜。雙方于2017年9月1日簽訂合作框架協議,2018年1月27日成立“深海考古聯合實驗室”,4月18日至26日,聯合海南省博物館共同在西沙北礁海域組織實施了“2018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項目(圖一)。

▲ 圖一 2018 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隊

  中國水下考古自上世紀80年代發端以來,至今已過三十年。三十多年來,南海海域及南海諸島一直就是水下考古工作者關注的重點海域。眾所周知,中國先民很早就在這片海域及相關島嶼墾殖、經營。隨著海洋交通能力的不斷進步,尤其是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創辟、繁榮,南海海域的重要性更為凸顯,自然也就成為水下文物資源的重要潛在埋藏區。然而,南海海域的水下文物資源家底并不清晰,目前已發現的水下遺存都位于40米以淺海域,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海域更是集中在5米以淺的礁盤海域,深海考古尚屬空白。文物分布狀態的失衡與南海海域歷史的真實情形不相吻合,既不能滿足南海歷史的學術研究,也不利于南海水下文物的有效保護。從資源調查的角度出發,在繼續開展40米以淺海域水下考古的同時,我們也需要著手開始深海考古的探索,并在一個適當的時間段內獲得相應的進展。

國外深海考古的發展

  在世界范圍內,深海考古并不是新生事物。自20世紀60年代起,地中海海域便出現了對深海沉船的主動探索,這與科學意義上水下考古的起源幾乎同步發生。1964年5月,因延長海底停留時間及水下沉船立體攝影測量的需要,考古學家與技術人員合作設計具有180米潛水能力的載人潛器Asherah號,標志著深海考古工作的正式開始。1970年以來,人們因為各種機緣在深海發現了不少保存良好、學術價值又高的沉船,漁民拖網捕魚的深度卻隨著淺海魚類的減少而漸深,海底管線鋪設作業等涉海建設也日益頻密,這使得原本因其深度得以保存的沉船受到越來越多的破壞。在考古學家的高度關注下,深海考古隨著深海技術的進步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依賴1981~2000年間深海技術的進步,深海考古發展迅速,工作頻率、工作深度都有大幅增加。例如:巴倫支海的HMSEdinburgh(1942年,深度244米)、西西里島海域的Skerki Bank(公元前4世紀,深度900米)、法國尼斯水域的Sainte Dorothea(17世紀,深度72米)、南卡羅萊納海域的SS Central America(1857年,深度2439米)等沉船都進入了考古學家的視野,深達3810米的泰坦尼克號(RMS Titanic)沉船也開展過多次考古工作。2001年至今為深海考古的調整深化期,這一階段的重要變化是考古學家自主意識在深海考古領域的逐步覺醒,自主意識又與最新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結合,互為推進、相得益彰。挪威考古學家在2006年執行的Ormen Lange(17世紀晚期,深度170米)沉船考古項目就是專門探討深海技術如何更好地適應考古學作業標準的優秀案例。2012年以來,法國考古學家提出的“奔向月球”海洋考古實驗計劃更是將深海考古提升到虛擬現實、人機互動的嶄新境界。這一計劃的目的是發展與測試在2020年滿足深度2000米考古工地所需要的新型發掘設備、技術與方法系統,利用考古機器人執行復雜的深海考古發掘并使這個過程可以為人類所感知。

工作過程與收獲

  (一)工作區域

  如前所述,此次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系首次開展,具有較強的探索性。在紛繁的頭緒中如何確定工作范圍是首當其沖的一個問題。迄今為止,西沙海域共登記有106處水下遺存,是南海海域水下文物資源分布的密集區域,北礁占比三分之一,其中又以北礁東北緣數量最多。從已有成果看,晚唐五代以來的水下遺存在這片海域都有發現,北礁是南海海域中外交通的重要航路節點。實際上,這種狀況也與魏晉南北朝以來南海航路自北部灣逐漸繞行海南島東側過西沙群島這一重要的海路變遷相互關聯。因此,2018年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選定北礁東北緣對應的深海區域作為實驗海域(圖二)。

▲ 圖二 北礁水下遺存分布與工作區域示意圖

  (二)考古調查

  在實驗海域內,調查人員根據海洋地球物理探測數據的研判結果,兼顧海底地形的多種狀態,進一步縮小工作范圍并事先規劃調查路線(圖三),搭乘國產大深度載人潛器“深海勇士”號(圖四)執行調查任務,同時結合機載超短基線定位系統(USBL)以表格、影像等方式進行考古記錄。最終,此次調查共完成312千米多波束測量,7次載人下潛作業(圖五),最大調查深度1003米(SQW49潛次),潛時累計66小時51分,定點采集器物標本6件(圖六、圖七),積累了一大批基礎數據與影像資料。此次考古實踐糾正、深化、完善了既有的觀念與方法,據此開展的思考、形成的結論將成為探討中國深海考古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

▲ 圖三 調查線路圖:以SQW52潛次為例

▲ 圖四 “深海勇士號”載人潛器

▲ 圖五 環北礁多波束調查與潛次分布圖

▲ 圖六、七 水下文物提取舉例

  (三)文物介紹

  此次調查定點采集的6件器物標本的時代為宋末元初與清代中晚期這兩個階段,器型為罐、碗、缽。其中,編號為2018BJ:003的現代瓷碗編入工作檔案,此處不贅。下文按時代順序簡要介紹。

  宋末元初標本2件。白釉瓷碗(2018BJ:004),通高6.9厘米,殘存1/3,水深496米(圖八:3);白釉瓷碗殘片(2018BJ:005),殘長8.3厘米,殘寬7.1厘米,水深466米。這兩件標本屬福建德化窯產品,年代較華光礁I號、南海I號南宋沉船略晚,在中國南海海域乃至東南亞一帶都有分布,是這一時期中國陶瓷外銷的常見商品。

▲ 圖 八

▲ 圖 九

▲ 圖 十

  清代中晚期標本3件。青黃釉小口罐(2018BJ:001),通高48厘米,小口溜肩,鼓腹平底。通體施青黃釉,肩部施弦紋與蓖劃紋。水深470米(圖八:1)。醬釉大口罐(2018BJ:002),通高49厘米,大口折肩,平底內凹。通體施醬釉,施蓖劃紋。水深448米(圖八:2)。陶缽(2018BJ:006),通高6厘米,斂口鼓腹平底,素面無釉,黃褐胎。水深416米(圖十:1)。前述三件標本在西沙海域尚未見到(也可能是缺乏足夠辨識度的器物標本),但在中國澎湖海域乃至日本長崎一帶卻有不少可資對比的資料。1995年開始發掘的澎湖海域清代中期沉船“將軍一號”,其出水文物就見有黃綠釉小口罐(圖九:1)、紅褐胎陶缽(圖十:2)等同類器。號稱“異文化交流之島”的長崎出島曾出土綠褐釉壺(圖九:2)、茶褐色廣口壺(圖九:5),其時代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間;廢棄于1735年至18世紀中葉間的長崎唐人屋敷遺跡見褐釉小口壺(圖九:3、4)出土;1780年以降至文化年間(1804~18)的長崎奉行立山役所遺跡也見有褐釉廣口壺(圖九:6)出土。據此, 2018BJ:001、2018BJ:002、2018BJ:006標本的年代不能精確認定,大體可比定為清代中晚期,屬于中國華南地區的產品。需要指出的是,“將軍一號”位于宋元以來的澎湖海路樞紐,其他諸例位于江戶鎖國時期一口通商的長崎要津;北礁海域所見醬釉四系罐(圖九:9)在長崎前述諸遺址都有發現(圖九:7、8),也見于東南亞及相關沉船遺址中。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器物標本可算是此時東亞、東南亞海域交流的小小注腳。

余論與思考

  近些年來,中國的深海技術獲得突破性進展,使中國深海考古事業的發展具有了技術支撐,變得現實可行。然而,接下來深海考古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將深海技術優勢轉化為深海考古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這不單純是技術問題,更是思路與方法問題,需要深入研究、綜合設計。不管怎樣,付出較小的代價,獲得較高的效率,符合考古學作業的標準,滿足水下文物保護的需要應該是核心議題。因此,主動形成未知區域深海考古調查的完整思路,建立已知目標案頭工作計劃對于深海考古工作的有效開展非常關鍵,良好的海洋物探設備、技術及數據處理能力是其重要前提。正如深海考古學家羅伯特·徹奇(Robert A. Church)與丹尼爾·沃倫(Daniel J.Warren)指出的那樣,只有與其他分支一樣發展出一套地球物理探測方法,深海考古才是一個嚴肅的研究領域,而不僅僅是提供有趣畫面與偶然發現人工制品的考古遺址秀。這些言論生動地表達了這一觀念,即沒有主動方法設計的偶然發現,并不能證明偶然發現所用方法的合理性。關于中國深海考古未來的相關探索顯然應該秉持這一觀念。

  無論淺海還是深海,利用海洋地球物理探測設備(如側掃聲納、多波束聲納、淺地層剖面儀等)進行水下考古調查還存在很多難題,這需要開展實驗考古獲取對比數據,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解決方案。這些難題主要與水下考古目標物區別于其他海洋探測目標物的特點有關。例如:(1)目標物的大與小。現代沉船,海底火山,地形起伏等大尺度目標容易識別;成堆器物,解體古船,沿途散落物等小尺度目標較難探測。(2)目標物的顯與隱。介質均勻、地形平坦,目標凸出海床的顯性目標易于觀察;背景復雜、海床多變,具有一定埋深的隱性目標是個難點。(3)目標物的易與難。具有一定規則,尺度雖小,走勢卻可以輔助判斷(錨鏈拖痕、海底管線就屬此類);成片成塊,具有一定分布面積,缺乏某向走勢,聲納圖像卻很難識別。一般來說,“小”“隱”“難”在水下考古目標物中具有普遍性。對上述問題的克服與解決是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制定與評估深海考古工作計劃的重要方面。

  我們也已充分認識到,面對當前深潛技術的快速發展,要在中國持續有效地開展深海考古,如何明確工作目標需要優先考慮。可能的目標主要有已知線索(即通過檔案查找、訪談調查、行業共享等方式獲得的目標或疑似目標)與未知線索(即采用多種海洋地球物理手段通過主動性的區域調查獲取數據異常點,確認后再采取進一步措施的目標)兩種類型。這兩類目標物的特點差異決定了其設備配置、技術手段、工作流程會有差異。然而,最大限度地獲取目標物不同尺度的水下數據,仔細研判,制定最為經濟有效的工作方案是共同目標。也可以說,如何將深海技術及其他相關各技術系統轉化為深海考古能力涉及深海考古方法論的建設,這種期待和努力是推進深海考古工作的基礎環節,也是此次深海考古調查的意義所在。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館 聯合供稿

  調查作業由宋建忠、孫鍵、李濱、鄧啟江、李釗、朱硯山、丁見祥等七名考古人員與中科院深海所深潛技術團隊共同完成

  考古攝影:李濱

  圖件制作:陳萬利

  本文執筆:丁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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