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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見祥:“南澳Ⅰ號”:位置、內涵與時代
發布時間:2019-06-17 14:03:01   來源:《博物院》    作者:丁見祥   點擊:

“南澳Ⅰ號”:位置、內涵與時代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丁見祥)

  “南澳Ⅰ號”明代沉船發現于2007 年,初名“南海Ⅱ號”,后更名為“南澳Ⅰ號”1。經過2010-2012年三個年度的考古工作,基本完成船載文物的發掘,船體以覆蓋金屬框架的方式進行原址保護2。這是中國水下考古近十年來的重大成果之一。“南澳Ⅰ號”的年代計有萬歷年間說3、隆慶開海之際說、萬歷三十六年之后說,以及“南澳Ⅰ號”為李旦(?-1625年)商船說(屬萬歷后期或已進入天啟年間)4等觀點。本文基本遵從發掘簡報所持萬歷年間說。不過,萬歷年號使用長達半個世紀(1573-1620年),對于享國不足三百年的大明王朝來說,萬歷年間說略顯粗疏。實際上,“南澳Ⅰ號”的另外兩位發掘者孫鍵與周春水先生對年代有更為精確的推斷。孫鍵綜合器物風格、窯業技術以及密植隔艙的造船風格判斷“南澳Ⅰ號”的年代在16世紀末- 17世紀初5;周春水認為“南澳沉船漳州窯(瓷器)更接近或稍早于1600 年‘圣迭戈’號沉船所見漳州窯青花瓷,明顯比1613年‘白獅’號沉船所見的漳州窯青花開光瓷年代更早”6。在兩位先生研究的基礎上,結合1567年隆慶開海這個重要事件,本文傾向于“南澳Ⅰ號”沉船事件的年代介于隆萬之際到萬歷中期前后。下文擬從沉船位置、沉船內涵與時代背景等方面對“南澳Ⅰ 號”進行初步分析。

一、沉船位置

  “南澳Ⅰ號”位于廣東省汕頭市南澳島東南三點金海域(圖1)。三點金為干出礁,別名半潮礁、瀨,由六塊干出礁組成。礁區范圍東西0.5千米,南北0.3 千米,干出時高1.6米,礁盤面積0.125 平方千米。礁群呈三角形排列,其中三塊主礁成鼎立之勢,故名“三點金”。“瀨”是當地漁民的慣稱,取其義為水淺流急底部復雜危險。該礁是漁船、貨輪往返必經的要道,為航行危險區,常有船只在此觸礁沉沒7。《指南正法》曾提醒過往船家南澳海域“內甚多礁, 行船子(仔)細”,《華夷變態》則提到發生在南澳的三起海難事故8。

圖1 “南澳Ⅰ號”沉船位置示意圖

  三點金所在海域為中國南海、臺灣海峽的入口,由南澎列島、勒門列島等23個島嶼組成的南澳海域是重要國際航道9 。形象地說,南澳海域位于東亞、東南亞“沙漏狀”海域(即臺灣海峽)的腰部偏下位置10。王冠倬先生稱南澳是“明清時期南方航線上的中途島”11,饒宗頤先生說南澳是“臺海與大陸間的跳板”12,林仁川先生則認為南澳依托韓江流域這一廣闊的經濟腹地,在明清時期成為獨具特點的“私人海上貿易港”13,南澳在東南沿海乃至東亞海域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自宋代以來,南澳海域在海路交通與區域貿易中的重要性就多見于文獻,尤以明清為多。位于南澳島西山大潭東側的宋代政和五年(1115年)“舍井”石刻顯示出至少自宋代以來南澳就是出入韓江的潮州商人以及過往海舶商船的必經之路14,而在“深澳”“隆澳”一帶已有閩粵海盜的頻繁活動15。元代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周達觀奉命出使真臘(柬埔寨)的記錄雖未明確提及“南澳”,但從其航海針路看南澳海域顯然為必經之地,惜其與南澳島的具體位置關系不夠明確16。明朝永宣時期,鄭和航海的中國段基本延續了周達觀航路17。自此以后,諸如“凡閩船入廣,廣船入閩皆不能外南澳”、“南澳,為閩粵交界之區;扼抗撫背之防,甚屬緊要”、“南澳為閩廣要沖,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南澳)為諸夷貢道所必經”等記載不絕史書(表1)。隨著葡萄牙、荷蘭殖民者及明末清初傳教士的東來,“南澳”先后以“Lamo”或“Lamao”“Nanngao”之名在16-19世紀的西方文獻及海圖中有著大量的記載,顯示了其在東亞航路網絡中的要沖地位18。

表一 文獻所見南澳地位與航海價值簡表

二、沉船內涵

  沉船內涵分析是沉船考古的核心所在。若以商船為例,研究者一般可從“船體”、“船載文物”和“人” 三個方面進行敘述和闡釋,如有可資參證的文獻,考察的角度會更為豐富(圖2)。在“船與人”互動共存的層面上,這一沉船內涵構成也可稱為“船舶社會”30。

圖2 沉船內涵分析框圖

  (一)船體

  總體來看,沉船大體南北向,艏北尾南,船體由西向東傾斜。殘長24.85 米,殘寬(最寬處)7.5米,保存25道隔艙板31(圖3)。由沉船左舷受損嚴重推測,船只沉沒時受到強烈的沖擊, 船載文物也由此因勢位移、外傾、拋灑,船體結構基本完整33。樹種鑒定顯示,“南澳Ⅰ號”隔艙板與尾艙板為山茶科的荷木,是分布較廣泛的亞熱帶樹種,具有易成長、強度大、硬度高的特點,耐腐蝕性和抗蟲性較弱33。從文獻記載看,明代以荷木為船材并不多見。據《龍江船廠志》,楠木、杉木(桅櫓)、松木、榆木(舵桿)、樟木、檀木、白楊木(車旋、桅餅、玲珰)、栗木(槳把)等是主要造船木材34。考古證據說明,明代造船工匠不僅了解多種木材性質,還能做出差異性的用料選擇。例如,龍江船廠遺址(屬工部,海防、江防用船)共使用了杉木、硬木松、柏木、紅錐、白錐、麻櫟、楠木、黃檀、櫸木9類國產樹種,且以紅錐量最大(50.98%),杉木次之(27.45%);寶船廠遺址(屬兵部, 鄭和下西洋用船)則有杉木、硬木松、殼斗科等國產樹種,還有柚木、格木、娑羅雙、杯裂香等東南亞樹種,以杉木為主(79.66%),柚木次之(11.02%)35。“南澳Ⅰ號”密置隔艙與船肋的做法非閩廣傳統,研究者認為這是隨著明代中晚期中西交往的日益頻繁,中國傳統艙壁結構吸取西方帆船多肋骨設計的結果36。由于沉船船體依然在海底封存,桅、舵、碇、錨等船舶屬具未見報道,對造船技術及其代表的航海傳統細節的深入認識還難以達成。

圖3 “南澳Ⅰ號”平剖面圖

  (二)船載文物

  迄今為止,“南澳Ⅰ號”出水各類文物總數達2.7萬余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屬器、木器、石器等,此外還有2.4萬枚銅錢、2.9萬粒珠管串飾,以及果核、塊莖類作物遺存等37。船載文物中, 以貿易贏利為目的的船貨是大宗,其貨物裝載體現了“最大可能提高裝載量與保持貨物穩定相結合的原則,其中提高裝載量是最直接的出發點”38。宋代,此原則被表述為“大小相套,無少隙地”39,這也被“南海Ⅰ號”的考古發現所充分證實40。“南澳Ⅰ號”出水瓷器主要來自漳州窯、景德鎮窯,主要有盤、碗、罐、杯、碟、蓋盒、蓋缽、瓶、壺等器類,裝飾以青花為主,部分為五彩產品,也有少量青釉、紅釉、霽藍釉產品;紋飾以花卉紋、動物紋、人物紋、文字紋為主41。此外還見少量醬釉堆塑龍鳳紋罐、甕(圖4、5)。一方面, 上述同類器物在同時代前后的海外沉船遺址、陸地遺址中多有發現,其在亞洲范圍內所進行的島際貿易形態已經有研究者初步揭示42;一方面,中國外銷瓷器因市場需求差異而產生的分層供給與營銷方式也已有所討論,如景德鎮民窯產“細瓷”主要銷往東來的西方殖民者國內市場,漳州窯瓷器則主要用于亞洲內部貿易,尤其是銷往各殖民地市場43。毫無疑問, “南澳Ⅰ號”瓷器的流向問題也應作如是觀,沉船考古所見者正是其混裝搭載階段的狀態。此外,“南澳Ⅰ號”出水瓷器中帶“木”“吾”“大”“玉”“山”“白”字,尤其是有“林宅”字樣(圖6)的漳州窯瓷器顯示出可能存在海外華人訂燒瓷器的現象。以貿易為目的的船載文物中還有圓形銅板、銅質線圈、鐵鍋、珠管串飾、銅錢等,其中有些銅、鐵質器應屬違禁物品。

圖4 醬釉堆塑龍紋六龍系甕(2011NANⅩⅢ0012)

圖5 醬釉堆塑雙鳳紋六獅系甕(2012NASⅦ0038)

  從考古發現看,受限于沉船保存狀況和某些物品歸類的多種可能,需舶維生物品與個人物品有時難以準確區分。不過,發掘者指出沉船舯部“ 包括幾門大炮,并出有雕花漆木片、銅鎖、鉛砣、骰子、圍棋、木梳、木家具構件等反映船員個人生活的物品”,前艙“罐中盛放有大量塊莖作物,或為遠航貯備的食物”,艉艙“伴出少量廚房用具類”44。舯部和艉部較前艙荷載更大以抬高船頭、減少上浪45。這種觀察和記錄無疑有利于“船舶社會”的復原研究。總體上看,包括水果果核、塊莖類食物、炮銃、鉛錘(測深錘)及伴出廚房用具(如單件的陶罐、錫壺、錫盒等)、醫療物品(石杵、硫磺、茯苓、青銅針等)等在內的船舶維生用品,骰子、圍棋等船員娛樂用品,木梳、戒指等個人物品,以及秤桿、“攜琴訪友圖”漆木片、木家具殘構件等考古發現,反映了“南澳Ⅰ號”船舶生活的若干方面。基思·馬克爾瑞(Keith Muckelroy)指出,船舶的沉沒既存在“抽濾效應”,也兼具“攪拌作用”。前者是指沉船過程、打撈活動和易腐物的分解等環節中所產生的物質輸出,后者則顯示了遺址形成過程研究對沉船內涵解釋的可能潛力46。如此看來,精細的水下考古作業是科學分析“船舶社會”的重要前提,而基于船載文物對沉船內涵的解讀也必定難求完整。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南澳Ⅰ號”還發現一件銅鑼,鑼面平坦,底口微斂,側穿兩孔47(圖7)。此類銅鑼在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中也時有發現,如海南文昌寶陵港沉船1件48、福建晉江深滬灣水下遺址2件49、漳州冬古灣沉船1件50(表2)。可見,銅鑼在沉船中出現并非孤例。早在北宋崇寧四年(1105 年)中國赴日貿易船“公憑”就有“鑼”的記載,其“防船家事”目中羅列“鑼壹面、鼓壹面、旗五口”等內容51;《宋會要輯稿》記南宋嘉泰元年(1201 年)五月三日事,也提及船戶用“防護銅鑼”52,宋代兩筆記載意涵相近;元朝“市舶則法二十三條”還有“海商所用兵器并銅鑼作具,隨住舶處具數申所屬,依例寄庫,起舶日給”的記載53;明代羅懋登在述及戰船配置時也列舉了大發貢、大佛狼機、碗口銃、噴筒、鳥嘴銃、煙罐、弩箭、過船釘槍、旗、鼓、大銅鑼、小鑼等三十三種(類)物資及其具體數量54。顯然,銅鑼作為古代船舶的重要配置由來已久,為“海商所用”,是“防船家事”,起“防護”之效。據此,“南澳Ⅰ號”沉船所見銅鑼應為船舶日常航行、遭遇突發事件乃至發生海戰沖突時進行人員組織或緊急動員的重要工具,屬于船用聲號設備。鑒此,銅鑼也是從“船舶社會”的角度探討沉船內涵的重要資料。當然,銅鑼有時也具有商品屬性。麥哲倫首次環球航行的18名生還者之一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記述,1521年他初到菲律賓時就注意到了早已存在的中菲貿易,并提及菲律賓使用中國瓷器、銅鑼、燒珠乃至銅錢的情況55。1641年,西方觀察者在柬埔寨也見到華人用食鹽、瓷器、鐵器和小銅鑼交換黃金、犀角和象牙56。馬來西亞“丹戎新邦” 沉船(Tanjung Simpang Wreck)的發現則說明早在12-13世紀銅鑼就是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品57。

表2 中國沉船出水銅鑼信息簡表

圖6 青花纏枝花卉紋“林宅”蓋缽(2010NAC0147)

圖7 銅鑼(2010NASⅢ0001)

  (三)人

  商船人員基本由功能性的人與目的性的人兩類構成(圖2)。功能性的人主要指維持船舶運行所必需的工作人員,有其具體的分工結構。張燮指出“每舶舶主為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合并徙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為直庫,上檣桅者為阿班,司椗者有頭椗、二椗,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為舵共,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闊, 悉聽指揮”58。此項記載說的是商船, 其時代與“南澳Ⅰ號”相仿或略晚,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歷史上,包括乘客、逐利貨商、弘法僧侶、偷渡客、逃亡者等在內的“目的性的人”顯然也是商船的經常性人員構成,可具體到沉船考古資料時,往往極難辨別。在具有封閉艙室結構、保存狀況又好的沉船中,此類信息有時得以大量保留。考古學家在1628年沉沒的瑞典名艦“瓦薩號”(Vasa)中發現了25具尸骨,裝在船員箱子里的干糧、衣服和小件個人物品,一遇難者隨身衣服里的二十枚半分銅幣,以及一個木箱內小盒里的一束頭發等59,這些發現極大豐富了“瓦薩號”沉船的人員構成研究。“南澳Ⅰ號”沉船資料沒有發現遺骨尸骸60,船體上層建筑也蕩然無存,僅見諸如戒指、木梳等零星個人物品,顯然難以支撐人員研究的深入開展。“人” 的因素是沉船內涵分析至關重要的一環,在今后的沉船考古工作中還需更加留意,以記錄那些難得一見的“蛛絲馬跡”。

三、時代背景

  16-17世紀中葉,全球正處于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大航海貿易與經濟“全球化”時期61,晚明中國的內政、外交皆因此而面臨新的調整。葡萄牙以及后來的西班牙、荷蘭等西方勢力叩關求商,嘉靖以來所謂“倭寇”、海盜對中國東南沿海及貿易商船的騷擾掠奪62,是來自大明王朝外部的兩個重要問題;內部則是“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63的局面。對此,明朝政府內部有不同的反應,并以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紈蕩平雙嶼走私港與二十九年(1550年)朱紈被迫飲鴆自殺兩個相關聯的事件做了極端化表達64。“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65。這無疑順應了沿海商民販洋謀生的內在需求, 而進一步規范私人貿易也日益成為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于是,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請開海禁, 準販東西二洋”,政府也由難收“利權”而設館督餉、“公私并賴”66。這是對明初海禁成法的重要調整,開啟了晚明海外貿易新格局。這一新局面的核心就是私人海外貿易逐漸取代朝貢貿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體67。

  “南澳Ⅰ號”正是在此新的貿易背景下沉沒的一條商船, 從船載文物(尤其是瓷器)的產地與運銷路線出發,學界多推定其始發地為漳州月港。歷史上,尤其嘉靖年間浙江罷除市舶司后,“南澳Ⅰ號”沉沒海域曾為“倭舶”盤踞,是“海上互市”,但尚無跡象顯示南澳就是沉船目的地。研究者對“南澳Ⅰ號”船載文物的行銷路線的分析,顯示出目的地的多種可能性68。這說明由于航線的網絡屬性和集散分銷現象的存在,準確推定沉船目的地殊非易事。隆慶開海后, 月港出航船只僅限船數而未定地點。萬歷十七年(1589 年),福建巡撫周寀上書:“漳州沿海居民往販各番, 大者勾引倭夷窺伺沿海,小者導引各番劫掠商船。今列為二款:一、定限船之法。查海禁原議給引五十張為率,每國限船二、三只。今照原禁,勢所不能,宜為定限。如東洋呂宋一國水路稍近,今酌量以十六只,其余大率準此。以后商販告票造船應往某國者,海防官查明數外,不準打造。薄稅銀之征。商餉規則,每貨值一兩者稅銀二分,又西洋船闊一尺稅銀六兩、東洋船闊一尺稅銀四兩二錢;既稅其貨,又稅其船,無乃苛乎!除船稅照舊,其貨物以見在時價裒益劑量。”兵部覆:“東、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69。東、西洋涉及43 個貿易目的地,東洋中呂宋交易最繁, 西洋近者是交阯、占城、柬埔寨、暹羅,遠者則以下港(萬丹)、舊港(巨港)、馬六甲居多70。在東南亞地區, 1568年哈三烏丁(Hassan Udin)宣布萬丹脫離淡目國獨立,萬丹漸與此時之馬六甲港口分庭抗禮。1596 年荷蘭人科內利斯·德·郝德曼(Cornelis de Houtman)首次東來先到萬丹,也見證了中國人在萬丹貿易的持續繁榮71。直到17世紀2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逐步經營巴達維亞,萬丹的華人貿易才漸趨衰落。由上可見,東洋之呂宋,西洋之交阯至暹羅半島地區,萬丹、巨港、馬六甲等海島或海峽地區皆為“南澳Ⅰ號”的可能目的地。結合船載文物境外流布的初步分析72,呂宋與萬丹地區為“南澳Ⅰ號”較為可能的兩個目的地。1574年,賽維禮(Seuille)提及“…… 華商運來(呂宋島及馬尼拉城)的貨物,有些是雜碎的零星日用品,其中有菲律賓的摩爾人(moors)常用的大陶甕,此外尚有粗瓷,銅鐵什器,另有精細瓷器以及絲織品,乃以供應官員者……”,這段記錄顯示的商品結構與“南澳Ⅰ號”所見比較吻合73。同時,考慮到“紅毛夷……從來不通中國;惟閩商每歲給引販大泥國及咬留巴,該夷就彼地轉販。萬歷甲辰(1604 年)……嗣因(大泥)途遠,商船去者絕少;即給該澳文引者,或貪路近利多,陰販呂宋”現象的存在74,則呂宋地區應為“南澳Ⅰ號”最為可能的目的地。據文獻記載,月港所在漳廈海域去菲律賓至少有三條途徑:(一)太武往呂宋:自太武開船,經澎湖山、虎仔山、沙馬崎頭,過海峽至呂宋;(二) 南澳至澎湖:自月港先至南澳,取澎湖列島之西嶼,與前述航路并為一途;(三)文萊回呂宋:自月港先向西洋行,后利用東西洋之間的航線再至呂宋75。這都是“南澳Ⅰ號”販(或陰販)呂宋的可能途徑,“南澳Ⅰ號”船載文物部分同類器在澎湖諸港及臺灣西南海岸考古遺址的出現76,進一步彰顯了前兩條航線的重要性,卻難以排除“文萊回呂宋”的可能77。

  “南澳Ⅰ號”是隆慶開海至萬歷中期間的外貿商船,它自漳州月港出發,原本要去呂宋地區貿遷逐利,不幸于南澳三點金海域沉沒。“南澳Ⅰ號”既反映了沉船內涵的多樣性(船體、船載文物、人),也體現了沉船文物的統一性(船舶社會),是一個自洽的系統。囿于材料和學力,本文的分析尚十分淺顯,但“南澳Ⅰ號”及其蘊含的信息對于更好地解讀隆慶開海后晚明海外貿易新格局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值得引起進一步的重視。

  注釋:

  1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澳Ⅰ號明代沉船2007年調查與試掘》,《文物》2011年第5期,第25頁。

  2崔勇:《“南澳Ⅰ號”發掘及原址保護技術——大型框架在發掘與保護中的運用》,《新技術·新方法·新思路——首屆水下考古寧波論壇文集》,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66頁。

  3崔勇:《“南澳Ⅰ號”沉船發現、調查與發掘》,《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4郭學雷:《“南澳Ⅰ號”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質》,《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6期,第119、126頁。

  5孫鍵:《海上絲路余暉——“南澳Ⅰ號”明代沉船發掘》,《2010年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展示與利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77頁。

  6周春水:《“南澳Ⅰ號”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8頁。

  7傅錦章主編:《南澳地名》,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3頁。

  8《華夷變態》載,一艘載員七十一人的咬留吧(雅加達)船,在南澳沉沒,死五十人;一艘廣東高州屬下的船只行駛至南澳沉沒;一艘從寧波開往咬留吧的船在南澳撞壞,死三人。轉引自王冠倬:《中國古代南澳島的航海地位》,《潮學研究》第3輯, 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72頁。

  9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汕頭市“南澳Ⅰ號”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第39頁。

  10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44-45頁。

  11王冠倬:《中國古代南澳島的航海地位》,《潮學研究》第三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8頁。

  12饒宗頤:《南澳:臺海與大陸間的跳板》,《潮學研究》第三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5頁。

  13林仁川:《明清時期南澳港的海上貿易》,《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4頁。

  14邱立誠、楊式挺:《從考古文物資料探索潮汕地區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潮學研究》第二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41-42頁;邱立誠:《南澳大潭宋代石刻小考》,《潮學研究》第三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79-81頁。

  15吳榕青、李國平:《早期南澳史事鉤稽》,《國家航海》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99頁。

  16(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周達觀航行路線圖”,中華書局,1981年,第24頁。

  17需要說明的是,鄭和航海是以南澳島為望山,“外過”南澎列島,并未經由南澳內側航路。這與鄭和“外過”海壇山,不經海壇海峽的情形類似。關于南澳作為航路望山或始發港與目的地的區別,王冠倬先生曾做過分析,見王冠倬:《中國古代南澳島的航海地位》,《潮學研究》第三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

  18廖大珂:《16~19世紀初西方文獻中的南澳》,《國家航海》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73頁。

  19海軍海洋測繪研究所、大連海運學院航海史研究室編制:《新編鄭和航海圖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0頁。

  20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順風相送》,中華書局,2000年,第49-50、88頁。

  21陳佳榮、朱鑒秋:《渡海方程輯注》,中西書局,2013年。第312-323頁認為《順風相送》應為吳樸《渡海方程》的上篇《海道針經》,據此即為1537年(嘉靖十六年)。

  22(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中華書局,2007年,第247頁。1562年為其初刻本時間。

  23(明)郭子章:《潮中雜記》(影印萬歷本)卷五,香港潮州商會第三十八屆會董會。亦見于1687年劉抃修康熙年間《饒平縣志》。

  24(明)張燮:《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71頁。

  25(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書),卷五七、卷五八,明文書局,1940年;陳麗萍:《晚明學人張萱及其〈西園聞見錄〉》,《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第109頁。

  26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指南正法》,中華書局,2000年,第116、134、155、167、169-170、171-175、190頁。

  27陳佳榮、朱鑒秋:《渡海方程輯注》,中西書局,2013年,第324頁。向達持18世紀初期(康熙末年)之說,見《兩種海道針經·序言》,中華書局,2000年,第4頁。

  28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初海疆圖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第59頁。此說據《西園聞見錄》。

  29(清)陳倫炯撰,李長傅校注:《〈海國聞見錄〉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頁。

  30﹝英﹞理查德·A·古爾德主編,張威、王芳、王東英譯:《考古學與船舶社會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此書通篇都體現了對于船舶社會的出色分析。2009年11月,由法國遠東學院(EFEO)、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聯合舉辦了一次重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名稱為“船與人:亞洲古船歷史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的新視角”。

  31崔勇:《“南澳Ⅰ號”沉船發現、調查與發掘》,《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 8頁。

  32孫鍵:《廣東“南澳Ⅰ號”明代沉船與東南地區海外貿易》,《海洋遺產與考古》,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56-158頁。

  33田興玲、李乃勝、張治國、沈大媧、劉婕:《廣東汕頭市“南澳Ⅰ號”明代沉船木材的分析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4年第4期,第111-114頁。

  34(明)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卷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1頁。

  35廖倩、潘彪、王豐:《明代南京船廠造船用材的鑒定與比較分析》,《林產工業》2016年第8期,第23-27、39頁。

  36周春水:《廣東南澳Ⅰ號沉船船體初探》,《海洋遺產與考古》(第二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59頁。越南發現的萬歷時期平順(Binh Thuan)沉船長23.4米,寬7.2米,也有25個隔艙,載[越南]阮庭戰著,容常勝、鐘珅譯:《越南海域沉船出水的中國古陶瓷》,《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輯),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77頁。更早的密植隔艙記錄見于嘉靖甲午年(1534年)陳侃《使事紀略》:“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載(明)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中華書局,1993年,第141頁。

  37周春水:《“南澳Ⅰ號”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6頁。

  38周春水:《“南澳Ⅰ號”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39(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中華書局,2007年,第133頁。

  40王元林、肖達順:《“南海Ⅰ號”宋代沉船2014年的發掘》,《考古》2016年第12期,第56-82頁。

  41宋中雷:《“南澳Ⅰ號”沉船瓷器窯址探析》,《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23頁。

  42劉淼、胡舒揚:《沉船、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56-160、170-172頁。

  43﹝英﹞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第59頁;﹝英﹞甘淑美:《荷蘭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2年第1期,第13-14頁。

  44周春水:《“南澳Ⅰ號”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45周春水:《廣東“南澳Ⅰ號沉船船體初探》,《海洋遺產與考古》(第二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52頁。

  46﹝英﹞基思·馬克爾瑞著,戴開元、邱克譯:《海洋考古學》,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62-193頁。

  47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物圖錄》, 科學出版社,2014年,356-357頁。

  48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博物館考古隊、海南省博物館:《海南文昌寶陵港沉船遺址》,《福建文博》1997 年第2期,第35頁。

  49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博物館、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報告(1989~2010)》,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42-247頁。

  50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博物館、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報告(1989~2010)》,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41-351頁。

  51﹝日﹞三善為康輯:《朝野群載》卷20《大宰府附異國大宋商客事》,轉引自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78頁。

  5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3陳高華、張帆、劉曉、黨寶海點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2011年,第880頁。

  54(明)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239頁。即:“……大銅鑼四十面,小鑼一百面……什物器用各船同”。需要說明的是,此書為演義小說,魯迅言其“文詞不工,更增支蔓”,實際上它保留了不少明代史實的底子,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

  55《菲島史料》Ⅲ,第101、167頁,轉引自黃盛璋:《明代后期船引之東南亞貿易港及其相關的中國商船、商僑諸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3期。

  56﹝澳﹞安東尼·瑞德著,孫來臣、李塔娜、吳小安譯:《東南亞德貿易時代:1450-1680年》第二卷《擴張與危機》,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43頁。

  57童歆:《9到14世紀南海及周邊海域沉船出水中國產金屬器研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4年,第46-49頁。其中,“丹戎新邦”沉船發現約300件銅鑼,成摞疊置,可能為商品,不過從注釋第54的內容來看,沉船發掘中一船出多件銅鑼不能簡單作為銅鑼性質判定的唯一依據,需綜合考察;“鱷魚島”沉船(PulauBuaya Wreck)發現8件銅鑼,尺寸不一,是否為商品還需再斟酌。

  58(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70-171頁。實際上,宋元以來的文獻中多見此類記載,在分類名目與名稱上有所區別。

  59 瓦薩博物館:《VASA》(國際書號:978-91-976923-9-7),2009年,第17、27、35、38頁。

  60究其原因,在充分認識水下考古發現局限性的同時,還應考慮到海難發生時人的逃生本能顯然可以突破船的限制,并與沉船本身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離散狀態。從“南澳Ⅰ號”沉船位置臨嶼近岸的特點看,即使在惡劣海況下,船上部分人員生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61樊樹志:《“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67頁。

  62﹝日﹞松浦章:《中國的海賊》,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9-79頁。

  63(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31頁。

  64廖大珂:《朱紈事件與東亞海上貿易體系的形成》,《文史哲》2009年第2期,第87-100頁。

  65(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五《朱紈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5405頁。

  66(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31、17頁。

  67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中國經濟發展史論文選集》(下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第1495- 1540頁。然而,此時統治者的統治心理與國家制度并未因此進行大的調整,依然以“朝貢”心態看待這種變化,形成“人情尤狃于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的尷尬局面。

  68郭學雷:《南澳Ⅰ號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質》,《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6期,第126-129頁。

  69《抄本明實錄》(據紅格本影印)冊十九,線裝書局,2005年,第440頁。

  70(明)許孚遠:《敬和堂集》卷七《公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6冊,齊魯書社,1997年。

  71黃盛璋:《明代后期船引之東南亞貿易港及其相關的中國商船、商僑諸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3期,第74頁;﹝日﹞巖生成一著,劉聘業譯:《下港(萬丹)唐人街盛衰變遷考》,《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2期,第108-119頁。

  72周春水:《南澳Ⅰ號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遺珍:南澳Ⅰ號出水精品文圖錄》,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8-21頁; 郭學雷:《南澳Ⅰ號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質》,《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6期,第126-129頁。

  73﹝美﹞菲律·喬治著,薛澄清譯:《西班牙與漳州之初期通商》,《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4期,第44-45頁。

  74《天啟紅本實錄殘葉》,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戊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陰販呂宋”雖系針對“大泥”而言,但同一航向的萬丹、舊港、馬六甲等也極有可能存在此類情況,即“(陰販日本商船)出海時,先向西洋行,行既遠,乃復折而入東洋”,見王勝時《漫游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

  75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順風相送》,中華書局,2000年,第88、90頁。[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82-183頁。

  76陳信雄:《從遺留在臺澎的漳州窯瓷器探索兩岸交通伊始》,《閩臺文化交流》2011年第4期,第51-63頁。

  77隆慶開海后,這條迂回曲折的航線對于華商販運呂宋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但可能性難以排除。江道源:《大帆船貿易與華僑華人》,《八桂僑史》1996年第1期,第51-52頁。

  編者按,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項目“西沙群島出水陶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16ZDA145)的階段性成果。原文刊于《博物院》2018年第2期,編輯時略有改動,引用請據原文。

  文稿審核:沈睿文

  排版編輯:馬強 馬曉玲 王洋洋 錢雨琨

  出品單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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