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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冬:Qatun Sïnï“可敦墓”考——兼論十一世紀初期契丹與中亞之交通
發布時間:2019-06-10 11:09:05   來源:《歷史研究》    作者:白玉冬   點擊:

  《突厥語大辭典》記錄的古地名 Qatun Sïnï“可敦墓”位于哈密東,緯度與哈密相同,難以勘同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語大辭典》圓形地圖給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額爾齊斯河源頭為參照物,探討 Qatun Sïnï“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離正常的研究軌跡。昭君墓視作可敦墓,存在名稱上的齟齬與邏輯思維上的本末倒置。《突厥語大辭典》所述與唐古特族發生過戰斗的Qatun Sïnï“可敦墓”,視作漠北達靼地內的鎮州可敦城不悖于理。雖然漠南地區存在連接契丹與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馬衛集記錄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線,是從沙州經由漠北的于都斤與鎮州可敦城后抵達契丹,反映的是十一世紀初期的情況。

Qatun Sïnï“可敦墓”考

——兼論十一世紀初期契丹與中亞之交通

(白玉冬)

  Qatun Sïnï“可敦墓”是見于突厥語、阿拉伯語文獻中的我國北方地區古地名。相比西北地區絲路沿線的著名城鎮,歷史上的可敦墓可謂默默無聞。筆者之所以對其進行討論,是由于它與溝通十一世紀初期的北部中國和中亞地區的交通路線走向有關。

《突厥語大辭典》所附圓形地圖

  在馬合木・喀什噶里(Maḥmūd al Kāšγārī)十一世紀70年代編纂的《突厥語大詞典》(DîvânuLuġat al-Turk)所附圓形地圖上,Qatun Sïnï“可敦墓”遠處Māsīn“馬秦(宋)”西北方向。據詞典相關詞目,Qatun Sïnï“可敦墓”是位于“西夏與契丹”之間的某座城市,那里的居民曾與唐古特族(黨項)發生戰斗(詳見后文)。另,馬衛集(Marvazī)于1120年完成的《動物的自然屬性》(Ṭabā'i' al-ḥayawān)記錄有自沙州經Khātūn-san、ūtkīn到達契丹首都ūjam的路程(詳見后文)。系統研究馬衛集書的米諾爾斯基(V. Minorsky)指出,上述馬衛集記錄的Khātūn-san來自比魯尼(Bīrūnī)在《麻蘇迪寶典》(al-Qānūn al-Mas'ūdī,1030年后不久成書)中記錄的Khātūn-sïn“貴婦人墓(可敦墓)”,并將《突厥語大詞典》的Qatun Sïnï與馬衛集記錄的Khātūn-san分別視作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的可敦城與烏拉特中旗陰山北麓的可敦城。1英文版《突厥語大詞典》編者之一的丹柯夫(R. Dankoff)受米氏影響,亦把Qatun Sïnï勘定在額濟納河流域。21979年,張廣達先生在系統介紹《突厥語大詞典》時復制了喀什噶里原書地圖,并在Qatun Sīnï的位置上標出了“可敦墓——可敦城”,3但未指明具體位置。張先生的上述地圖此后為漢文版《突厥語大詞典》所沿用(見附圖)。4楊富學、陳愛峰二位在討論大食與契丹關系時指出大食經由西夏地入貢契丹,上述馬衛集書中的Khātūn-san為可敦城,位于今杭愛山脈枝系烏德犍山,惜未進行深入考證。5筆者在考察十世紀時期漠北的九姓達靼部落與絲路貿易關系時,提出十至十一世紀時期雖然存在穿行于漠南、連接河西至契丹本土的交通線,但上述Qatun Sïnï與Khātūn-san均為漠北達靼地內的可敦城,即位于杭愛山脈(歷史上的Ötǖkän Yïš“于都斤山”)以東、土拉河畔的鎮州可敦城。6鐘焓力陳Qatun Sïnï與Khātūn-san指的是漠南的昭君墓,并論證十一世紀時期存在沙州——豐州——契丹這一東西交通線。7其主要依據是Qatun Sïnï是“可敦墓”,非“可敦城”,漠北鎮州一帶的突厥回鶻時期草原石人多為男性,且距離西夏遙遠,未標出唐古特與契丹的上述圓形地圖讓人誤以為可敦墓位于畏兀兒與宋之間,圓形地圖記錄的Ötǖkän“于都斤”之地與可敦墓地望相差極大,與西夏發生戰事的達靼應為夏國近邊的達靼。8

  概言之,關于Qatun Sïnï“可敦墓”的地望及其與可敦城之間的關系,學術界觀點不一。其中,額濟納河流域存在可敦城的看法,因其依據的是陳說舊論,大可不必考慮。9

  略有古突厥語知識者均知,sïn確有墳墓之意。筆者視Qatun Sïnï“可敦墓”為“可敦城”,自然是基于前輩學者的研究。至于昭君墓與陰山北麓的可敦城,筆者在進行相關論證時當然做過一番比較。只是因拙文旨意所在,相關問題未能詳盡。故撰此稿,以求大家評判指正。

一、《突厥語大詞典》圓形地圖所見Qatun Sïnï地望

  《突厥語大詞典》作者喀什噶里出生在今新疆喀什,是喀喇汗朝著名學者。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地調查,晚年在巴格達以阿拉伯語來注釋突厥語詞匯,編纂成《突厥語大詞典》。

  關于《突厥語大詞典》所附圓形地圖的淵源及其豐富的歷史學價值,張廣達先生早已做了精辟的分析與介紹。10誠如張先生所言,該圖是作者本人在突厥諸部多年訪問調查的實際情況的真實反映,就中亞地區的內涵之豐富而言,該地圖是前此任何伊斯蘭輿圖所望塵莫及的。這一點可從地圖記錄的中亞與新疆的地理名稱與部族名稱的分布情況上充分了解到。11

  地圖正中央是喀喇汗朝都城之一的八剌沙袞(Balasāγūn,遺址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東南),其正北方是怛邏斯(Tarāz,遺址在今哈薩克斯坦塔拉斯市)。自怛邏斯至別失八里(Bēš Baliq,遺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縣),自西向東排列有6個地名,其中包括雙河(Ekki Ögüz,今新疆博樂市東約20公里處的雙河市)。雖部分地名尚有待堪同,但該路程無疑應是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在1254-1255年出使蒙古首都哈喇和林后返程經過的草原絲路之一段。12而八剌沙袞東南的八爾思罕(Barsqan)往東的4個地名雖未被標出,但其南側的烏什(Uč)、Barman(應即王延德《使高昌記》記錄的高昌回鶻轄下的末蠻——筆者按)、庫車(Kuča)、唆里迷(Sulmї,即焉耆)一線,13喀什(Kāšγar)、葉爾羌(Yārkānd)、和田(Khotan)、且末(Jurčān)一線,與塔里木盆地北南兩側絲路交通主干線城鎮排列順序相一致。至于高昌回鶻境內的唆里迷、高昌、彰八里(Janbalїq)、別失八里等六地則自南向北排列,其中唆里迷南側的城鎮,以及高昌與彰八里之間的城鎮未標名稱。按焉耆在高昌西南,彰八里在別失八里西,則按南北向排列的上述六城在相互間地理方位上出現了些許偏差。同樣,位于八剌沙袞西面的怛邏斯被標在其正北方——這相比今日的地圖同樣存在偏差。但瑕不掩瑜,作為時人之描繪,其關于新疆和中亞的記錄有著極大的可靠性,反映出作者對上述地區的熟知程度。

  在上述圓形地圖上,Qatun Sïnï“可敦墓”被遠遠標于Māsīn“馬秦(宋)”西北方向,其東、南、北三面近旁并無任何其他地理名稱。而且,由于該地圖并未標出唐古特與契丹,故被作者記作位于“唐古特與契丹之間”的Qatun Sïnï“可敦墓”實際上并無直接的參照物。幸運的是,雖未標上地名,但喀什噶里在Qatun Sïnï緊正西方東西向標注有二座城市,其緯度與Qatun Sïnï“可敦墓”保持一致。其中,鄰近可敦墓的靠東的城市旁標注有“畏兀兒之地”,而靠西的城鎮同時為上面介紹的高昌回鶻境內南北排列的六城之南數第4,位于高昌與彰八里之間。因該地圖缺少唐古特與契丹,故上述畏吾爾之地實際上成為了確定Qatun Sïnï位置的最重要參照物。

  鐘焓主張未標出唐古特與契丹的該地圖,容易使人誤以為可敦墓位于畏兀兒與宋(即桃花石)之間。誠如作者在相關序文中所介紹,畏兀兒以東,依次是唐古特、契丹、桃花石(宋)。依此而言,即便地圖上標出唐古特和契丹(秦),也不會影響到上述高昌回鶻之地成為確定Qatun Sïnï“可敦墓”緯度的關鍵參照物。何況在地圖上,Qatun Sïnï“可敦墓”距宋相當遙遠,我們根本無法判斷其應位于畏兀兒與宋之間。

  上述圓形地圖所標畏兀兒自然是指高昌回鶻。據該書Uyγur“畏兀兒”條,畏兀兒著名城市包括唆里迷、高昌、彰八里、別失八里、仰吉八里五城。14不過,仰吉八里位于別失八里西,地理位置與上述不知名二城不符。如是,上述不知名二城中靠西的城市,即位于高昌與彰八里之間的城市,最大可能是在今烏魯木齊附近。寫于925年的于闐文鋼和泰(Stael-Holstein)藏卷記錄的西州回鶻地名中有烏魯木齊之名。15而靠東的鄰近可敦墓的不知名城市,應為高昌東、今烏魯木齊東偏南的哈密、納職、或蒲昌等。于闐文鋼和泰藏卷同樣記錄有這些地名。另,982年佚名作者著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ʿālam)記錄的西州回鶻的17個地名中,第9個為Kh. mud。16雖米氏對視作哈密存有顧慮,但華濤先生肯定該地就是哈密。17寫作年代為1019年的德藏第3號回鶻文木杵文書是Tängrikän(天汗) Körtlä可敦夫人一家捐資興建寺院時的紀念文,其中記錄的捐資者名單中,排在宰相之后的是Qamïl Ögä“哈密立于越” Ïnal“亦難”。18考慮到哈密不僅是高昌回鶻重要城市之一,更是其通往東方的門戶,位置險要,上述圓形地圖記錄的高昌回鶻域內最靠東的城市視作哈密,應最合理。

  總之,Qatun Sïnï“可敦墓”之西不論為畏兀兒之地,抑或哈密、唐古特,該圖Qatun Sïnï“可敦墓”相關地理方位反映的是——Qatun Sïnï“可敦墓”所在地區位于高昌回鶻之東,與可敦墓處于同一緯度的高昌回鶻城市是在哈密一帶。就此而言,Qatun Sïnï“可敦墓”難言是與高昌回鶻之間間隔有西夏,且位置偏南的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進言之,據Qatun Sïnï“可敦墓”與哈密一帶處于同一緯度而言,難以想象二者之間會有位置偏南的唐古特存在。相反,連接漠北與今新疆的通路在歷史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草原游牧政權——如突厥、回鶻、契丹、蒙古的大軍都是從漠北向西方的阿爾泰山、北庭、哈密立一帶出征。特殊情況下,今新疆地區與中原政權間會通過漠北取得聯系。其中,眾所周知的是,當吐蕃侵占唐河西地區時,留守今北庭的唐朝駐軍是先東行抵達漠北回鶻之地,即先利用“回鶻路”后再折向南。981年,出使高昌回鶻的宋使王延德,亦經由漠北的九姓達靼之地前往高昌回鶻。契丹與高昌回鶻的交往,也多經由漠北的可敦城之地。19如此,Qatun Sïnï“可敦墓”完全存在位于漠北的可能。

  史載唐朝曾有和親公主下嫁回鶻。其中的小寧國公主“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20終死在回鶻。王延德《使高昌記》介紹其本人在漠北九姓達靼之地時云“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21前田氏考證,上述拽利王子族居地內的“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即是契丹為了加強對阻卜諸部的防御和統治,于統合二十二年(1004)設置的鎮州建安軍治所,即鎮州可敦城。22鎮州可敦城遺址在今蒙古國布爾根省南部喀魯河下游之南、哈達桑之東二十公里的青托羅蓋地方。23該地位于杭愛山脈東端的鄂爾渾河以東,土拉河附近。小寧國公主或其他公主等死后,被埋葬在其生前居住地——即回鶻時期的可敦城附近,這是個自然的選擇。契丹的鎮州可敦城即是對包括上述唐和親公主墓地在內的其生活過的城池進行整修后所建,契丹人稱之為可敦城,極其自然。當然,也有可能把比較拗口的四字“可敦墓城”簡稱為可敦城。而突厥語Qatun Sïnï,無疑是其忠實的譯名。

  綜上,筆者得出的結論是——Qatun Sïnï“可敦墓”視為漠北的可敦城,即契丹的鎮州可敦城,自無問題。唯鎮州可敦城地理方位,與位于“西夏與契丹”之間——即喀什噶里所言Qatun Sïnï的位置略有出入。筆者將在文末給出意見。

二、《突厥語大詞典》圓形地圖所見Ötǖkän“于都斤”

  關于漠北的Ötǖkän“于都斤”,喀什噶里言是鄰近回鶻之地的達靼草原中的一個地名。24而圓形地圖記錄的Ötǖkän“于都斤”之地大致處在八剌沙袞東北45度的方位上,與可敦墓地望相差極大。是故,鐘焓以為“喀什噶里根本就不認為郁督軍山以北地區和可敦墓之地是在同一地理單元內,故在漠北腹地去尋覓可敦墓的位置無異于緣木求魚。”筆者對此說法不敢茍同。

  圓形地圖標注的Ötǖkän“于都斤”,西南緊靠額爾齊斯河源頭,隔河與Yemäk“咽蔑”漠野相望。上述Ötǖkän“于都斤”的地理方位,與通常的于都斤——漠北達靼地內的杭愛山脈明顯不符。而記錄喀喇汗朝與額爾齊斯河流域等地的異教徒之間戰斗的詩歌反映,25喀什噶里對這一地區比較熟悉,但他在相關章節中并未對Ötǖkän“于都斤”做過任何介紹。而達靼漠野,則被標在了額爾齊斯河以西的伊犁河源頭之西,這與為人所知的漠北達靼之地截然不同。是什么原因促使喀什噶里關于Ötǖkän“于都斤”和達靼之地的看法,出現了如此巨大偏差呢?

  波斯學者葛爾迪吉(Gardīzī)1050年前后著《記述的裝飾》(Zainu’I-Axbār),記錄了基馬克(Kīmek)部落出自Tatar“達靼”的傳說。其中說到達靼人的首領死后,其二子不和,次子設帶著情人逃到了額爾齊斯河流域。之后,七個出自達靼的仆人——īmī、咽蔑(īmǟk)、塔塔爾(Tatār)、Bayāndur(或Bilāndir)、欽察(Qifčaq)、Lāniqāz、Ajlād投奔設。后來,達靼本部遭到敵人攻擊后,其他部落也投向他們,進而按上述七人分成七個部落居住在額爾齊斯河地方。26無疑,達靼部落移居至額爾齊斯河流域的年代,定早于喀什噶里所處的年代。

  《世界境域志》還記錄欽察是從基馬克分出來的一個氏族,但其國王由基馬克任命。27據高登(P. B. Golden)介紹,28關于俄羅斯編年史記錄的十二世紀時期欽察聯盟中的Toqsoba / Toγsoba部族,十四世紀后半葉至十五世紀初的伊斯蘭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ûn)指出“玉里伯里Ölberli構成(欽察東部集團)之一部,同樣構成欽察東部集團之一部族的Toqsoba,即露西(俄羅斯)史料所謂的Polovci Dikii也源自達靼。”雖然我們還無法確定Toqsoba / Toγsoba的真正含義,但重要的是這個氏族出自達靼。

  據以上介紹,可知在基馬克部落的發展過程中,原屬其最初七部族之一的欽察獲得了壯大,其中包含出自達靼的部族。高登雖然對庫蠻(Cuman,欽察聯盟中靠近西部的部分)中的東方要素玉里伯里Ölberli進行了系統分析,但對葛爾迪吉關于基馬克起源的傳說,并未給予足夠重視。29雖難以一一考證,劉迎勝先生通過對歐亞草原東西方之間民族移動事例之分析,指出葛爾迪吉關于基馬克起源傳說的背后應該有真實的歷史基礎,30此說不誤。同時,劉先生推定上述達靼人的移居約發生在回鶻西遷之前或以后,足備一說。

  在喀什噶里的圓形地圖上,欽察之地位于怛邏斯北偏東,與達靼漠野所在地——伊犁河源頭之西之間,雖有一不明地理名稱,但相距并不遙遠。考慮到喀什噶里對中亞地區進行過實地調查,他把達靼漠野標記在伊犁河源頭之西,想必不會是空穴來風。這可與前面介紹的基馬克源自達靼,欽察部族中包括出自達靼部落的信息相互補。按此分析,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喀什噶里把Ötǖkän“于都斤”標在西南緊靠額爾齊斯河源頭之地的緣由。即,雖然與葛爾迪吉相同——了解到基馬克部落源自達靼這一傳說的存在,但關于Ötǖkän“于都斤”,他僅了解到其是鄰近回鶻(即高昌回鶻)之地的達靼沙漠中的地名。是故,他才把于都斤之地標在與其認為的達靼漠野并不遙遠,且與基馬克部落的產生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額爾齊斯河流域。

  綜上,以圓形地圖給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為參照物,借以探討包括Qatun Sïnï“可敦墓”在內的其他相關地理名稱的位置——這一做法的前提偏離了正常的研究軌跡,其結論難言公允。

三、可敦墓即青塚說之質疑

  喀什噶里在《突厥語大詞典》sïn“身長”詞目中介紹到,31墓穴被稱為sïn,是因為其根據人的身長而制作。之后,作為sïn“墓穴”的用例,引用了Qatun Sïnï“可敦墓”,并言Qatun Sïnï是位于黨項與Ṣīn “秦(中國)”之間的一座城市。32而Ṣīn在Tawγač“桃花石(中國)”詞目下作如下介紹:現在Tawγač指的是Māsīn“馬秦(宋)”,而契丹指的是Sīn“秦”。33看來,位于黨項與Ṣīn“秦”之間的Qatun Sïnï城,實際上位于“西夏與契丹”之間。

  米氏與張廣達先生視Qatun Sïnï“可敦墓”為可敦城,或源自把sïn視作漢語的“城”。筆者曾就此討教阿拉伯語專家,得到的反饋是存在這一可能。鐘焓指出,視sïn為漢語“城”的借詞的觀點,就韻尾-n與-ng(-ŋ)而言,遠不能視作可以接受的定論。34筆者此處無意對這一問題進行進一步討論。唯想補充的是,在討論漢語“城”與突厥語中的漢語借詞之對音關系時,鐘焓未考慮到中古漢語的西北方音。若從西北方音著手進行論證,恐怕更具說服力。35

  巴托爾德(W. Barthold)早已介紹,在比魯尼著《麻蘇迪寶典》中可見與Qatun Sïnï“可敦墓”相同的地名。36據米氏轉引,比魯尼書中確有地名Khātūn-sïn“貴婦人墓”。37鑒于此點,喀什噶里把Qatun Sïnï解釋做“可敦墓”是有其緣由。

  古今中外,名勝古跡成為其所在地的代名詞(地理名稱)之例并不少見。Qatun Sïnï“可敦墓”之得名應屬此例。大概在喀什噶里生活的年代,東方某地存在一個貴婦人(可敦)之墓。在突厥語和阿拉伯語文獻中,該墓成為了其所在地的地理名稱。就“西夏與契丹之間”這一地理位置而言,鐘焓提議的昭君墓(青塚)固然可備一說。不過,仍有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首先,存在名稱上的齟齬。檢《遼史》,青塚之名共出現7次。其中《遼史》卷41《地理志5》西京道豐州條云“豐州,天德軍,節度使。……有大鹽濼、九十九泉、沒越濼、古磧口、青塚——即王昭君墓。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38而昭君墓之名僅出現1次,即上述地理志天德軍條。與喀什噶里所處時代最為接近的上述《遼史》之記錄反映,當時的人們更多是以青塚之名來稱呼昭君墓。而且,誠如鐘焓所言,詩文中經常可見青塚之名。假定昭君墓為遠在中亞的喀什噶里所知,那在突厥語中相應的以青塚的音譯或直譯出現的概率無疑會更高。更何況,王昭君僅是匈奴單于閼氏(yänči,妻子之意)之一,非正室,39青塚從未被稱為皇后墓或可敦墓。吹毛求疵的話,昭君墓果真出現于突厥語中,那以yänči sïnï出現的幾率無疑要高于qatun sïnï。因為,yänči“妻子”一詞仍然在十世紀時期的突厥語族黠戛斯人中得以使用。40

  其次,出現邏輯思維上的本末倒置。昭君墓位于今呼和浩特南郊,地屬遼西京道豐州天德軍。遼豐州天德軍治所位于今呼和浩特東郊,地理位置上雖與唐五代天德軍治所不同,但名稱無疑襲自唐代。41降至十三世紀后半葉,經由西亞中亞來華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仍然把包括今呼和浩特在內的汪古部轄地稱為天德(Tenduc)州,介紹其主城名曰天德(當時已改稱豐州)。42若馬可波羅來華之際北方漢語入聲韻尾已經徹底消失,則馬可波羅所記Tenduc來自汪古人所操突厥語的可能性更大。總之,這些均表明,無論從戰略地位,還是從歷史淵源而言,歷史上天德軍之名都遠超青塚。尤其是,寫作年代約在大中五年(851)的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出土文書《驛程記》記錄了由西受降城經天德軍、中受降城(位于今包頭市南郊)、振武(位于今呼和浩特南土城子古城)等前往雁門關的行程。其中,自中受降城至振武的驛站分別是神山關、云迦關、長平驛、寧人驛、子河驛,但并未出現青塚或昭君墓之類的驛站名稱。43這從側面反映,歷史上的青塚雖然多次出現于詩文之中,但它僅僅是一個文人墨客抒發情懷的風景雅致之地。而且,晚唐時期,其重要性遠沒有達到天德軍的程度,甚至還未及邊陲驛站的程度。換言之,遼代的青塚,根本無法替代天德軍從而成為今呼和浩特一帶的代名詞。Qatun Sïnï之所以以可敦墓之名而為人所知,定是在其周邊并無其他知名城鎮。

  綜上,若我們僅把目光聚焦到sïn“墓”而忽略對qatun sïnï內涵的分析,并試圖探尋出一個與墓相關的地名來解決這一問題——此類研究固然有規有矩,但無異于刻舟求劍。

四、唐古特與Qatun Sïnï“可敦墓”間戰事的背景

  喀什噶里在《突厥語大詞典》čoγïla-“(水)汩汩流”詞目明確記錄Qatun Sïnï“可敦墓”的人們與唐古特族間發生戰斗:44

  1行 qatun sïnï čoγïladï 2行tangut bägin yaγïladï 3行qanï aqïp žaγïladï 4行boyïn suvïn qïzïl saγdï

  qatun sïnï沸騰了。他們(即qatun sïnï的人們)與唐古特族(即黨項族)的伯克(即匐,氏族或部族首領)成為了敵人。他們(即qatun sïn的人們)的鮮血汩汩流淌。他們(即qatun sïn的人們)從頸部流了血水。

  上文所見Qatun Sïnï中,末尾的-ï是表示第三人稱所有的附加詞綴。Qatun Sïnï為Qatun之那Sïn之意,與Qatun Sïn寓意相同。以詩文形式流傳于突厥語族人口之間的上述戰斗,無疑要早于《突厥語大詞典》的成書時間,且有一段時間上的距離。

  記錄同時期西夏歷史的《宋史》卷485《夏國傳》載有控制完河西地區的李元昊呈給宋廷的奏文,其中提到“吐蕃、張掖、交河、塔塔(即達靼),莫不從服”。45同時,做為反映同時期西夏與達靼之關系的遼朝方面史料,《遼史》卷19《興宗紀2》言“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甲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來,乞以兵助戰,從之”,《遼史》卷36《兵衛志下》云“元昊、諒祚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掣肘大國”。46而《宋會要輯稿・蕃夷4》記錄“至道二年(996)十月,甘州可汗附達怛國貢方物,因上言愿與達靼同率兵助討李繼遷,優詔答之”。47孫修身先生指出,這是由于黨項的隔斷,甘州回鶻才北同達靼(即漠北的九姓達靼,亦即阻卜)聯手,附之而走草原路朝貢于宋。48按此而言,似乎漠北的阻卜——達靼部落最初曾對抗黨項,但后來有一部分達靼人受控于西夏。

  關于漠北的達靼部落在十世紀初期即已深入河西地區,筆者曾專做考釋。49而且,拙文《十世紀時期的九姓達靼與絲路貿易》,正是論證敦煌文書記錄的十世紀時期與沙州歸義軍政權間有過使節往來或沖突關系的達靼是出自漠北,十一世紀初期契丹與沙州之前的密切往來應視作之前的沙州與九姓達靼間使者往來之延續。50鐘焓只關注到Qatun Sïnï“可敦墓”,以及遼夏之間達成和解的十一世紀后期的情況,而忽略對上述拙文重點討論的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期的情況,是顧此失彼。尤其是,雖史料明確記載重熙十八年(1049),附屬于遼朝西北路招討司的達靼部落參加了遼興宗親征西夏之役,51但仍然執著認為這些達靼部落是活動在西夏近邊地帶,52有失公允。其作為證據引用的西夏王陵漢字殘碑記錄的“北塞韃靼”、“變俗用夏”、“賀蘭馬蹄峰”等內容,恰恰說明西夏曾征服過部分漠北的達靼部落。因為這些殘碑屬于西夏仁宗(1139-1193年在位)墓碑文,所記當為十二世紀中后期之事。53而且,上述殘碑文字,更讓人聯想起漠北克烈部中,王汗弟札阿柑孛等曾被西夏俘獲過的人物。54是故,筆者以為,上述與唐古特族發生過戰斗的Qatun Sïnï“可敦墓”視作漠北達靼地內的鎮州可敦城,最具說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雖主張十世紀時期漠北的達靼部落與河西走廊不同政治體間發生聯系,但并非斷然否定當時的河西地區不存在達靼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達靼人或因沖突、或因貿易等,部分進入到河西地區實屬情理之中。如P.3579《宋雍熙五年(988)十一月神沙鄉百姓吳保住牒》談到吳保住被賊人打劫到伊州,后被沙州使安都知般次押衙曹閏成從“柔遠家”處贖買,二人返回沙州途中“左(佐)于達怛邊,賣老牛一頭,破與作糧”。55上文“達怛”即達靼人,應在柔遠至沙州之間。另,敦煌出土于闐文文書記錄,十世紀時期在于闐和沙州之間確有達靼人在活動。56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這些達靼人或是隨回鶻移居的隨波逐流者,或是游牧集團的前哨末端,不可能替代達靼本部而成為歷史主角。

五、十一世紀初期契丹與中亞之交通

  馬衛集著《動物的自然屬性》記錄有通往東方之旅程。該書第19節中介紹有由喀喇汗朝首都喀什噶爾經由于闐到達沙州后,通往Ṣīn(秦,即中國)、契丹和回鶻(西州回鶻)的三條路線。57其中,契丹介紹做“從沙州往東約二個月到達Khātūn-san,58然后一個月到達ūtkīn,再需要一個月到達契丹首都ūjam”。米氏認為,上述有關從沙州到達契丹首都之路程的原始情報,當來自馬衛集書中第22節所介紹的、于牛年(1027)同西州回鶻使者一同訪問哥疾寧朝,并遞交國書(以回鶻文寫成)的契丹使者。

  據巴托爾德介紹,葛爾迪吉書中記錄兩位非穆斯林的突厥汗在1026年遣使訪問哥疾寧朝,但因文本問題,突厥汗的稱號并不能確定。59米氏在《動物的自然屬性》譯注中指出,葛爾迪吉與馬衛集記錄的為同一事件,派遣使者的突厥汗是契丹可汗與西州回鶻可汗。60另,據馬衛集提供的契丹國書內容,可知當時的契丹希望與哥疾寧朝結成友好關系,而且遼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可老公主下嫁的大食太子冊割即為喀喇汗朝卡迪爾汗(QadirKhān)之子Chaghri Tegin。61此處,筆者關注的是契丹使者是與西州回鶻使者一同出使哥疾寧朝。

  統合二十二年(1004),在可敦城設置鎮州建安軍之后,契丹無疑加強了對漠北達靼——阻卜諸部的控制,其對蒙古高原的統治優勢得到了極大保證。此后,契丹以鎮州可敦城為據點,依托鎮州建安軍的軍事威懾力,增強了對沙州歸義軍政權之影響。其直接結果是——帶來了1006-1020年間沙州與契丹間的6次使者往來。62而出使哥疾寧朝的契丹使者,顯然是經由漠北可敦城之地后與西州回鶻使者會合。考慮到當時喀喇汗朝的勢力擴張,以及喀喇汗朝與高昌回鶻、哥疾寧朝間的緊張關系,63上述使者雖然有可能抵達沙州與西州,但能否經由喀喇汗朝之地前往哥疾寧朝——在馬衛集書獲得刊布之前確實是個未知數。幸運的是,馬衛集記錄的契丹使者帶給哥疾寧朝統治者的國書中明言“今有貴主下嫁于卡迪爾汗之子察格里特勤,結成盟好,故命卡迪爾汗開通道路,庶幾此后聘使往還無礙”。64看來,1021年可老公主下嫁喀喇汗朝冊割太子后,契丹與喀喇汗朝得以保持友好關系,才使得契丹與回鶻使者經由喀喇汗朝前往哥疾寧朝成為了可能。

  關于上述沙州至中國、契丹的路程,米氏進行了詳細分析。他介紹了比魯尼《麻蘇迪寶典》的相關記錄,并進行了對比。據其介紹,比魯尼當時正奉職于哥疾寧朝宮廷,且直接接觸過契丹使者。米氏指出,比魯尼書中相關地名之說明,與馬衛集書中所言一致。進而認為,馬衛集筆下的地名Khātūn-san與比魯尼記錄的Khātūn-sïn“可敦墓”實為同地。65考慮到比魯尼曾直接與契丹使者見面,而馬衛集很可能利用了哥疾寧朝的官方記錄。而且,就相關派遣使者之事還為1050年成書的葛爾迪吉書所記錄而言,上述有關從沙州前往契丹首都之路程的情報,誠如米氏所言,無疑來自1027年與西州回鶻使者一同訪問哥疾寧朝的契丹使者。米氏雖認為馬衛集記錄的ūtkīn的音值與漠北的Ötükän“于都斤”相近,但因于都斤之地距契丹使者的出使路途過于遙遠,故主張ūtkīn應為《遼史》記錄的南京(今北京市)西北的武定軍。66米氏按武定軍的現代音Wu-ting-kiun與ūtkīn進行比定,凸顯其意見的勉強之處。相反,筆者以為,馬衛集記錄的ūtkīn應即Ötükän“于都斤”。67鐘焓亦與筆者持相同意見。68

  不過,鐘焓以為馬衛集書中雖然保留了更早時候遼朝致中亞國家的國書,但上述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路程不應是反映至少一個多世紀前相對滯后的信息,并論證連接著漠北草原的豐州在遼金元時期的絲路貿易上發揮著東西南北間交通樞紐作用。需要補充的是,筆者雖然主張上述喀喇汗朝至契丹的路程記錄的是十一世紀初期的情況,且經由漠北之地,但筆者并未否定當時漠南地區亦存在溝通東西方的通道。而且,遼夏關系趨于友好的十一世紀下半葉已降,遼朝與西夏自然可以經由今河套一帶進行交流。故筆者對上述鐘焓有關東西方間的交流之考證大體贊同,唯以為其有關上述路程年代之考釋難以服眾。眾所周知,轉引或“剽竊”前輩學者著述而不標明出處,是伊斯蘭學者的通病。何況,馬衛集著書中關于一個多世紀以前,甚至更為陳舊的內容比比皆是。

  關于上述喀喇汗朝至契丹路程的走向,鐘焓基于Qatun Sïnï“可敦墓”為昭君墓,主張“符合實際的情形應當是從可敦墓(即其主張的昭君墓)向北經行月余可達漠北郁督軍(即Ötǖkän“于都斤”)之地,同時從可敦墓向東行進在一月內即可到達ūjam”,并認為這是由于缺乏實際旅行經歷的《馬衛集》作者所發生的地點方位間的舛亂,“以致將豐州、郁督軍之地、ūjam誤解為一條全長兩月行程的東西要道上三個里程碑似的節點。”鑒于鐘焓并未對ūtkīn、Qatun Sïnï“可敦墓”與ūjam三地間相互位置關系給予關注,此處略加討論。

  據米氏介紹,比魯尼書中,契丹、QatunSïn、ūtkīn三地地理坐標如下。契丹:經度為158度40分,緯度為21度40分;Qatun Sïn:經度為129度40分,緯度為31度50分;ūtkīn:經度為136度30分,緯度為26度0分。69據此可知,Qatun Sïn、ūtkīn均位于契丹西北。就上述ūtkīn與契丹間的位置關系而言,ūtkīn無疑應為漠北的Ötükän“于都斤”。不過,上述三地地理坐標同時反映,Qatun Sïn又位于ūtkīn“于都斤”之西北。顯然,這一地理分布與鎮州可敦城位于于都斤山之東這一實際位置相矛盾。米氏根據比魯尼記錄的一系列地理坐標,推定沙州與Qatun Sïn間距離為1610公里,Qatun Sïn與ūtkīn間距離為925公里,ūtkīn與契丹間距離為2253公里。據《中國歷史地圖集》得知,沙州與杭愛山脈、即與ūtkīn“于都斤”間直線距離約800至900公里,杭愛山脈與Qatun Sïn、即與鎮州可敦城間約300至400公里,鎮州可敦城與契丹上京間約1200公里。70顯而易見,米氏根據比魯尼的坐標計算出來的四地間的相互距離,與現代地圖所反映的實際距離不符。但若將比魯尼記錄的Qatun Sïn與ūtkīn位置互換,則發現沙州、ūtkīn、Qatun Sïn、契丹四者相互位置與現在的實際地理位置基本一致。看來,比魯尼混淆了Qatun Sïn與ūtkīn的經度,而馬衛集記錄的從沙州先到達Khātūn-san、然后再到達ūtkīn這一路程,是沿襲了比魯尼的錯誤。

  綜上,關于馬衛集記錄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線,筆者以為是從沙州經由漠北的于都斤與鎮州可敦城之地后抵達契丹。不過,這反映的應該是十一世紀初期的情況。同時,筆者并不否認當時在漠南地區存在連接契丹與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喀什噶里言Qatun Sïnï“可敦墓”是位于黨項與Ṣīn “秦(中國,此處指契丹)”之間的一座城市,是因為其依據的相關材料里包括西夏占領沙州之后的內容,且當時的喀喇汗朝經由西夏入貢契丹,致使其作出上述推斷。

余 論

  綜上,拙文最終結論是——《突厥語大詞典》圓形地圖所見Qatun Sïnï“可敦墓”代指漠北的鎮州可敦城,馬衛集記錄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路程經由漠北于都斤地區和鎮州可敦城。

  不可否認的是,喀喇汗朝的優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于1070年創作的《福樂智慧》(Qutadγu Bilig)言“契丹的商隊帶來了桃花石(宋——筆者按)的商品”云云。71有遼一帶,漠南地區應當存在連接喀喇汗朝與契丹、宋的貿易路。而上面介紹的途徑漠北的情況,當屬于十一世紀初期情況。

  資助基金:日本學術振興會外籍研究員獎勵金項目“絲路史觀下的西州回鶻史研究:以人、物的流動與文化的傳播為核心”;新疆師范大學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招標項目“突厥文回鶻文摩尼教歷史相關文獻輯錄”。

  附圖:《突厥語大辭典》所附圓形地圖,張廣達先生給出的中文版,轉引自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卷首版權頁后。

  注釋:

  1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 69, 73.

  2 R. Dankoff, “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 in S. Tekin and I. Ševčenko ( eds.),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 no.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1980, pp. 164-165.

  3 張廣達:《關于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作者著:《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3頁(原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后收入作者著:《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卷首版權頁后。

  5 楊富學、陳愛峰:《遼朝與大食帝國關系考論》,《河北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第37頁。

  6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史學雜志》第120編第10號, 2011年,第11-18頁,尤見第15、18頁。

  7 鐘焓:《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49頁。

  8 鐘焓:《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第36-39頁。

  9 主要參見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作者

  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第237-239頁(原載《東洋學報》第32卷第1號,1948年);岑仲勉:《達怛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3期,第122頁;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13頁;鐘焓:《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第35-36頁。

  10 張廣達:《關于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第52-61頁。

  11 關于《突厥語大詞典》地名的相關研究,主要參見張廣達:《關于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第52-61頁;牛汝辰、牛汝極:《〈突厥語詞典〉第一卷新疆地名研究》,校仲彝主編:《〈突厥語詞典〉研究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195頁(原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牛汝辰、牛汝極:《〈突厥語詞典〉第三卷地名譯釋》,《〈突厥語詞典〉研究論文集》,第196-197頁(原載《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霍加阿合買提・優努斯:《〈突厥語詞典〉所載地名的歷史價值》,《〈突厥語詞典〉研究論文集》,第303-306頁(原載《中國突厥語研究會第8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

  12 J. 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9, no.3, 1964, pp.181-184;何高濟譯:《〈海屯行紀〉、〈鄂多立克東游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5-19頁。

  13 唆里迷即焉耆,見張廣達、耿世民:《唆里迷考》,張廣達著:《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第37-41頁(原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另收入《西域史地叢稿初編》)。

  14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ḥmūd al Kāšγārī, 3vo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1985, vol. 2, pp. 139-140;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第120-122頁。

  15 H.W. Bailey, “The Stae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n.s., vol. 2, no.1, 1951, p. 14;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作者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年,第291-292頁(原載《東洋學報》第59卷第1、2號,1977年)。年代考訂見E. G. Pull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 Asia Major, n.s.,vol.4, no.1, 1954, p. 90.

  16 V. Minorsky ,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a Persian geography, London: Messrs, Luzac, 1937, p. 95;王治來譯:《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8頁及其注8。

  17 華濤:《高昌回鶻在東部天山地區的發展》,作者著:《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4頁。

  18 國內外關于德藏回鶻文木杵文書的研究成果眾多,茲不贅述。做為包括相關研究史歸納在內的最新最詳實的研究,見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國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第697頁。年代考證見第683-689頁,相關研究史歸納見第679-683頁。

  19 《遼史》卷82《耶律隆運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424頁)言其孫滌魯重熙(1032-1054)年初任西北路招討使,“后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阻卜貢物”云云。當時的遼西北路招討司位于阻卜地內的鎮州可敦城,見陳得芝:《遼代的西北路招討司》,作者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38頁(原載《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2期,1978年)。關于契丹通過漠北之地與西方間的貿易往來,主要參見長澤和俊:《遼の西北路経営について》,《史學雜志》第66編第8號,1957年,第79-80頁(收入作者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年)。另關于高昌回鶻與契丹之間的密切聯系,主要參見華濤:《高昌回鶻與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第23-32頁。

  20 《舊唐書》卷195《回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210頁;《新唐書》卷217《回鶻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125頁。

  21引自王國維:《古行記校錄》,載《王國維遺書》第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頁。

  22 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第235-242頁。

  23 陳得芝:《遼代的西北路招討司》,第32-33頁;白石典之:《9世紀後半から12世紀のモンゴル高原》,《東洋學報》第82卷第4號,2001年,第592頁。

  24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 159.

  25 相關詩文的歸納與分析,詳見R. Dankoff, “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 pp. 152-159.

  26 A. 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num Eurasiae MediiAevi,vol. 2,1982, pp. 120-121;瓦·弗·巴托爾德著、王小甫譯:《加爾迪齊著〈記述的裝飾〉摘要》,《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第107-108頁;劉迎勝:《9~12世紀民族遷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達旦部落》,《新疆通史》編撰文員會編:《新疆歷史研究論文選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3頁(原載《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合期,1990年),《蒙古西征歷史背景新探》,作者著:《西北民族史與察哈臺汗國史研究》,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第36-37頁。

  27 V.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 100;王治來譯:《世界境域志》,第87頁。

  28 P. B. Golden, “Cumanica Ⅳ: The Tribes of the Cuman-Qipčaqs, ” Archivum Eurasiae MediiAevi , vol.9, 1997, pp. 108-109, 113-115, 119-121.

  29 P. B. Golden, CumanicaⅡ: “Ölberlı (Ölperlı):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n Inner Asian Nomadic Clan”, in Nomads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the Russian Steppe: Turks, Khazars and Qipchaqs,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2003, p. 22.

  30 劉迎勝:《9~12世紀民族遷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達旦部落》,第11-36頁;同人:《蒙古西征歷史背景新探》,第27-58頁。

  31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 218;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第134頁。

  32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p. 315-316;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第314-315頁。

  33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341;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1卷,第479頁。

  34鐘焓:《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第36-37頁。

  35據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鼻收聲韻尾-ŋ 已經出現脫落或鼻化成-m的現象。主要參見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年,第38-42、145-146頁;高田時雄:《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編:《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年,第126頁;高田時雄:《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東方學報(京都)》第62卷,1990年,第336-337頁。而且,鼻收聲韻尾的消失恐怕從五代起就擴展到了-n與-m中,見羅常培同書第146頁。高田時雄則認為西北方言的主要語音特點中包括鼻韻尾-ŋ、-m、-n的弱化或消失,見T. Takata,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 in I. Popova and Y. Liu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n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pp. 244-245.

  36 巴托爾德著、羅致平譯:《中亞突厥史十二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02頁。

  37 V. Minorsky ,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 69.

  38 第580頁。相關考證見李逸友:《〈遼史〉豐州天德軍條證誤》,《內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Z1期,第37-40頁。

  39 閼氏并非指皇后,見蘭殿君:《“閼氏”并非匈奴皇后的專稱》,《文史雜志》1989年第2期,第36頁。

  40 閼氏無疑與葉尼塞碑銘中的yänči“妻子”有著密切聯系,如筆者介紹過的哈爾畢斯·巴里碑銘即出現此詞。見白玉冬:《十至十一世紀漠北游牧政權的出現——葉尼塞碑銘記錄的九姓達靼王國》,《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76頁碑銘南1行。

  41關于遼天德軍治所參見李佚友:《〈遼史〉豐州天德軍條證誤》,第37-40頁;何天明:《遼代西南面招討司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第66-70頁。唐天德軍治所參見張郁:《唐王逆修墓發掘紀要》,魏堅主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514-515頁(原載《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2年)。

  42 主要參見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2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vol.1, pp. 284-285;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3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1963, vol.2, pp. 849-851;沙海昴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商務印書館,北京:2015年,第150-151頁。

  43 高田時雄:《李盛鐸舊藏寫本〈驛程記〉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2011年,第2-3頁;陳國燦:《讀〈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札記》,《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8-120頁;齊藤茂雄:《唐後半期における陰山と天徳軍——敦煌発見〈駅程記斷簡〉(羽〇三三)文書の検討を通じて——》,《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7輯,2014年,第79-82頁;白玉冬:《沙州歸義軍政權大中五年入朝路再釋》,《內蒙古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第85-86頁。

  44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p. 314-315;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第313-315頁 čoγïladï(原文誤作čaγïladï)。另,中英文譯注者在詞目yopïla-“欺騙”之下,補注唐古特人的可汗曾欺騙 Qatun Sïnï 之王并以死攻擊。分別見上引二書第163頁與第316-317頁。

  45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995頁。

  46 第263、489頁。

  47 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第7714頁。年代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47《四裔24・回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721頁。

  48 孫修身:《試論甘州回鶻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7頁。

  49 白玉冬:《于闐文P.2741文書所見達靼駐地Buhäthum考》,《西域文史》第2輯,2007年,第231-243頁。

  50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19-22頁。

  51 《遼史》卷20《興宗紀3》,第275頁。

  52 鐘焓:《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第36-37頁。

  53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24頁,圖版38、48、53。張久和:《原蒙古人的歷史:室韋——達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8頁。張先生認為該達怛是陰山達靼,難以茍同。

  54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殘碑考釋》,作者著:《西夏研究論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118頁;孟楠:《論克烈人與西夏的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第38-40頁。

  55 錄文主要參見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北京:數目文獻出版社,1986-1990年,第308頁;陸慶夫:《河西達怛考述》,《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蘭州: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1995年,第559頁。“柔遠家”應指伊州柔遠縣當地部族。相關簡介,另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頁。

  56 貝利(H. W. Bailey)“Ttattara,”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92-94介紹其刊布的《塞語文獻文書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第2卷第77頁提到于闐使者曾與Kūysa地方的達靼人首領進行物物交換。筆者查閱施杰我(P. O. Skjaervo),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 577關于Khot missing frags. 2的最新研究,惜未能發現相關敘述。或許貝利所言文書編號出現了偏差。

  57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18-19.

  58 關于Khātūn-san與Khātūn-sīnī之討論,見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 74.

  59 相關介紹見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上)》,張錫彤、張廣達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6頁(原文348頁)及其注3;巴托爾德:《中亞突厥史十二講》,第91頁。

  60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76-77.

  61 代田貴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中央大學大學院研究年報》第5輯,1976年,第261-263頁;黃時鑒:《遼與“大食”》,作者著:《黃時鑒文集》第2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3-26頁(原載臺北《新史學》第3卷第1期,1992年);胡小鵬:《遼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實考辨》,《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6期,第87-88頁(收入作者著:《西北民族文獻與歷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

  62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20-21頁。

  63 代田貴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第255-264頁。

  64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19-21. 中譯文主要參見周一良:《新發現十二世紀初阿拉伯人關于中國之記載》,作者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410-411頁(原載《思想與時代》第41期,1947年);陳述校:《全遼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5-16頁。

  65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68-70.

  66 武定軍見《遼史》卷41《地理志5·西京道》奉圣州條,第582頁。另米氏相關考證見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73-74.

  67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9、16頁。

  68 鐘焓:《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第43-45頁。

  69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 69.

  70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香港:三聯書店,1991-1992年,第3-4頁。

  71 R. Dankoff (trs.), Wisdom of Royal Glory (Kutadgu Bilig) : 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41.

  編者按,本文原載于《歷史研究》2017年第4期,編輯時略有改動,引用請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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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編輯:馬強 馬曉玲 王洋洋 錢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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